關鍵詞：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西方生態思潮;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

作者：王雨辰;黃俊溶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摘要]隨著對西方生態思潮缺陷的認識，我國學術界提出了擺脫生態文明的西方霸權話語、建構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的任務。西方生態思潮雖然在具體理論觀點上存在著分歧和爭論，但其共同缺陷是秉承文化決定論的思維方式和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立場，否定發展中國家人民群眾的環境權和發展權。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堅持“兩個結合”，超越西方生態思潮和對中華傳統生態智慧創造性轉化的結果。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不同目的和任務，決定了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建構應當在超越西方生態思潮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和全球生態環境治理中生態文明話語的爭論，既具有捍衛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生存權、環境權和發展權的發展觀功能，又具有促進全球生態治理和共同發展的境界論功能。

　　我國的生態文明理論研究始于 20 世紀 80 年代，由于偏重對西方環境倫理學等生態學科群的引進與評介，彼時的理論在思維方式、術語和理論內容上與西方生態思潮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隨著對西方生態思潮在理論和價值立場上的缺陷的認識，特別是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展開，我國學術界開始借用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挖掘、整理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思想，構建自主的生態文明理論，并形成了多種理論譜系的生態文明理論并存的發展格局。黨的十八大作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確立了生態文明發展道路，為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指明了方向，形成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①。由此，中國學術界以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理論，特別是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立足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現實，結合全球生態環境治理和生態文明話語的爭論，肩負起超越西方生態思潮、建構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的任務。

　　一、西方生態思潮在理論和價值立場層面的缺陷

　　西方現代化的負面效應疊加“二戰”后的“增長熱”，催生出西方生態中心論和現代人類中心論的生態思潮。二者雖然在理論基礎、對生態危機根源的把握和解決生態危機的途徑等問題上，存在著激烈爭論和嚴重分歧，但在思維方式和價值立場上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一方面，二者都認識到了地球生態系統的有限性和自然資源的稀缺性，以及保持生態平衡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二者也面臨著共同的理論缺陷。

　　生態危機表征的是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與能量交換關系的危機與中斷，要揭示生態危機的根源，就應當考察人類與自然之間實際的物質與能量交換關系是如何中斷的。人類總是在一定的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下利用和改造自然，并由此形成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類與自然存在著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①同時，二者又以實踐為基礎，形成了具體的、歷史的統一關系，這種辯證統一關系體現為“自然人化”與“人化自然”的有機統一。因此，不僅自然是歷史的自然，歷史也是自然的歷史，自然史和人類史的共同發展構成了以人類實踐為基礎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而且人與人關系的性質決定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性質。這就意味著，生態危機雖然以人類和自然關系的危機形式表現出來，但其本質反映的卻是人與人在生態利益關系上的危機。生態危機的本質決定了探討生態危機的根源必須從分析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的性質入手。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解決生態危機，就是要實 現“兩個和解”，即人的社會關系和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解。

　　西方生態思潮由于其理論基礎的缺陷，拋開了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僅僅從人類對自然的態度，即生態價值觀的維度探討生態危機的根源和解決途徑，秉承的是文化決定論的思維方式。其中，生態中心論的生態思潮的理論基礎是由生態科學整體性規律所形成的有機論、整體論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其特點是既強調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有機共生關系，又割裂自然觀與歷史觀的辯證統一關系，呈現為一種有著抽象的倫理話語的生態共同體思想。這一理論基礎固然使得生態中心論的生態思潮要求維系整個生態系統的和諧與穩定。但問題在于，一方面，它不是從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入手探討生態危機的根源和解決途徑，而是把生態危機的根源歸結為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以及建立在這一價值觀基礎上的技術運用和經濟增長，要求樹立“ 自然價值論”和“ 自然權利論”的生態中心主義價值觀，拒斥技術進步，主張穩態經濟或經濟零增長；另一方面，它把自然的利益和權利凌駕于人類的利益和權利之上，以貶損人的價值和尊嚴為代價來保證生態系統的穩定與和諧。而現代人類中心論的生態思潮的理論基礎則是與資本聯系在一起的主客二分的哲學世界觀和自然觀，之所以說它是生態思潮，是因為它認識到地球生態系統的有限性，要求人類承擔起保護資本主義再生產自然條件的責任和義務，以保證資本主義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種思潮否定資本主義制度是生態危機的根源，主張資本主義制度具有解決生態危機的潛力；不贊同生態中心論的生態思潮把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視作生態危機的根源，并就是應該走出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還是踐行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問題與之展開激烈的爭論；強調人口爆炸、現代技術的內在缺陷和自然資源的免費使用才是生態危機的根源，認為只需要將那種把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解釋為“人類專制主義”的近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修正為指向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開明”“弱式”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通過研發更好的技術和推進自然資源市場化，就能夠解決生態危機并實現資本主義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由此可見，生態中心論和現代人類中心論的生態思潮都是從生態價值觀的維度揭示生態危機的根源和探討生態危機的解決途徑，完全忽視和否定資本主義制度才是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二者秉承的都是文化決定論的思維方式。

　　西方生態思潮不僅秉承文化決定論的思維方式，而且堅持西方中心論的價值立場。西方生態思潮否定資本主義制度是生態危機的根源，生態中心論的生態思潮借口維系生態系統的整體穩定與和諧，鼓吹反對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激進環保運動，否定發展中國家人民群眾希望通過發展消除貧困的權利和愿望。其根源在于，西方發達國家由于生產力高度發達，社會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生產和生存的問題已經得到較大程度的解決，其面臨的主要任務是維系資本利益集團和中產階級既有的生活質量。由此，它們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看作是對維系其既有生活質量的威脅，這實際上否定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和環境權，秉承的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立場。現代人類中心論的生態思潮則要求所有人承受由資本主義現代化和全球化所造成的生態危機的后果，并承擔保護生態平衡的責任和義務。但它并不是要保護生態系統本身，而是要保護資本主義再生產的自然條件，以確保資本主義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滿足資本追求利潤的需要而非人民群眾對使用價值的追求，秉承的是資本中心主義和階級中心主義的價值立場。

　　總而言之，一方面，引進西方生態思潮的確催

　　生了我國的生態文明理論研究，其對生態本體論和生態價值觀的探索，對我國生態文明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另一方面，西方生態思潮在理論上和價值立場上存在著重大缺陷，這決定了我們必須超越西方生態思潮，建構既能夠推進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又能夠在全球生態環境治理中設定議題，保證發展中國家發展權與環境權的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

　　二、“兩個結合”是建構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的科學方法論

　　所謂“兩個結合”，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①。 堅持“兩個結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不斷取得成功的科學方法論。把這一科學方法論運用于建構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既要求我們堅持把馬克思主義關于人和自然的思想同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又要求我們把馬克思主義關于人和自然的思想同中華傳統生態智慧相結合。

　　從把馬克思主義關于人和自然的思想同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維度看，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具有自身的特點，與西方生態思潮的目標和任務存在著根本的區別。生態中心論的生態思潮為了維護資本利益集團和中產階級的既有生活質量，否定發展的必要性，并倡導親近自然的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和生存方式；現代人類中心論的生態思潮雖然強調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必要性，但其目的并不是滿足人民群眾對使用價值的追求，而是滿足資本對利潤的追求。生態中心論和現代人類中心論生態思潮雖然都否定發展中國家人民群眾的發展權和環境權，以追求西方資本利益集團和中產階級的生活質量，但是它們在如何看待技術理性和經濟增長的問題上卻存在著差別。具體而言，生態中心論的生態思潮主張，技術理性的過度膨脹和對經濟增長的無限追求導致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和生態危機。它強調，只有把權利義務關系拓展到人類之外的自然，實現生態正義，拒斥技術創新，實現穩態經濟和經濟零增長，才能解決生態危機，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系，維系生態系統的整體穩定與和諧。現代人類中心論的生態思潮則在反思和修正近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的基礎上，堅持將權利義務關系限定在人與人之間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從滿足資本追求利潤的目的出發，要求人們承擔起維系資本主義再生產自然條件的責任和義務，并強調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對于解決生態危機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見，生態中心論的生態思潮在反對技術理性過度膨脹的同時，完全脫離技術理性，抽象地強調價值理性，進而否定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必要性；同時，為了反對技術理性的過度膨脹，它堅持“ 地球優先性”原則，以生態正義為基礎，把人類看作是生態系統中普通的一員，以貶損人的價值、尊嚴與權利的方式，把自然的利益和權利凌駕于人類的利益和權利之上，實際上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和生態文明的本質理解為人類屈從于自然的生存狀態，本質上是一種后現代文明。現代人類中心論的生態思潮雖然肯定技術革新和經濟增長的必要性，秉承的是現代主義的立場，但這一切都是要滿足資本追求利潤的需要。在資本利潤動機的支配下，這必然會導致技術理性的過度膨脹，最終結果是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和生態危機。依照這種觀點，所謂的生態文明建設無非是旨在維系資本主義再生產自然條件的環境保護，其所追求的“綠色增長”也無非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和任務是基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要求與特色而提出的，與西方生態思潮存在著根本的區別。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和任務是由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處的歷史方位決定的。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使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歷史性飛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奮斗目標是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實現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存在的粗放型發展方式，雖然帶來了發展速度的提升和經濟總量的快速增加，但這種發展方式一方面帶來了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生態制約使得這種發展方式難以為繼和難以持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不合理的國民經濟結構和低下的發展質量，其生產的產品難以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得不充分不平衡的發展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間的矛盾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主要矛盾。維系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和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這一宗旨，決定了我們必須改變傳統的粗放型發展方式，代之以生態文明的發展方式，實現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也就是說，與西方生態思潮忽視和否定人民群眾的發展權與生態權益不同，中國生態文明發展道路的目標和任務就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正因如此，黨的十八大提出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內蘊建設美麗中國的奮斗目標。黨的二十大進一步提出了通過中國式現代化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斗目標，并明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要求立足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并將“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①規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內涵。

　　第二，把發展視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是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使得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在“要不要發展”和“發展的目的”等問題上與西方生態思潮區分開來。在“要不要發展”的問題上，生態中心論的生態思潮把發展中國家人民群眾要求通過發展消除貧困的愿望，看作是對維系資本利益集團和中產階級既有生活質量的威脅，由此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看作是當代生態危機的根源，進而否定其發展的必要性；在“ 發展的目的”的問題上，現代人類中心論的生態思潮并未將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目的定位于滿足人民群眾對使用價值的追求，而是定位于滿足資本對利潤的追求。習近平總書記在指出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雖然存在著矛盾，但是又能夠實現辯證統一關系的同時，反復強調離開經濟增長談論生態文明建設無異于緣木求魚，注定是要落空的。對于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習近平總書記認為其根源不在于發展本身，強調“生態環境問題根子在粗放型增長方式。高排放、高污染的增長，不僅不是我們所要的發展，而且會反過來影響長遠發展”②。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就決定了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不過這里所說的發展，不是以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型發展，而是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觀念為基礎，以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發展觀為指導的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也就是說，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①。這就要求我們摒棄那種為了一時的經濟增長而犧牲生態環境的唯GDP 發展觀，應當認識到只有保護好了生態環境，才能發揮生態資源的優勢，使作為自然財富和生態財富的自然資源轉化為社會財富和經濟財富，保證發展的潛力和后勁。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解決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矛盾的關鍵就在于實現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綠色化。在“發展的目的”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應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僅提出了“ 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環境民生論的命題，而且強調“ 生態文明是人民群眾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事業，要把建設美麗中國轉化為全體人民自覺行動”②，從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生態思潮。

　　第三，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目標和任務是通過綠色低碳發展，不斷改善民生。因此，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必須反對西方生態思潮的西方中心主義價值立場，捍衛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權與發展權。西方現代化是通過對內殘酷剝削和壓迫工人階級，對外實行殖民侵略，掠奪和破壞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損害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權與發展權實現的。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一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走的是暴力掠奪殖民地的道路，是以其他國家落后為代價的現代化”③，并指出“1840 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④。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一些西方國家一方面通過鼓吹普世價值論，把西方現代化模式和現代化道路普遍化和唯一化，把不遵循西方現代化模式和現代化道路的非西方文明看作文明的異端，橫加干涉和指責，甚至把當代生態危機的根源歸結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推卸自身在全球生態環境治理中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剝奪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另一方面，這些國家利用經濟和技術上的優勢，以及其掌控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既把高污染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轉嫁生態危機，損害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權，又刻意壓低自然資源產品的價格，抬高工業產品的價格，以此剝削和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損害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針對上述現實，習近平總書記一方面積極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文明之間平等交流互鑒，倡導以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對抗西方中心論的普世價值觀，堅定維護和踐行多邊主義，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另一方面強調決不能“ 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只有各國都走和平發展道路，各國才能共同發展，國與國才能和平相處”⑤。這實際上指明了捍衛中國的環境權與發展權的任務。

　　從把馬克思主義關于人和自然的思想同中華傳統生態智慧相結合的維度看，中華傳統生態智慧主要體現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厚德載物、民胞物與、尊道貴德、泛愛萬物、持中貴和、勤儉節約等觀念，強調樹立有機論、整體論的哲學世界觀與自然觀，堅持萬物平等和持中貴和的文化價值觀，并把上述觀念轉化為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國家環境管理制度，以確保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雖然中華傳統生態智慧及其外化的環境管理制度至今仍有參考和借鑒意義，但是也必須看到：其一，中華傳統生態智慧作為農耕文明的產物，它所追求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還是消極意義上的、人類屈從于自然的和諧共生，難以適應解決現代生態 危機的需要；其二，從文明形態上看，中華傳統生 態智慧指向的是一種主客體尚未分化的前現代文明，其主要還是古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經驗總結，而生態文明則是經主客體充分分化之后，再回歸到主客體內在統一的后現代文明。因此，如何對中華傳統生態智慧進行現代轉化，賦予其明晰的概念表達和科學的理論體系，使之適應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要求，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習近平總書記正是把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同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智慧有機結合，實現了人類生態文明思想的革命性變革，這種變革主要體現在生態本體論和生態價值觀兩個維度上。在生態本體論的維度上，習近平總書記創造性地提出了“ 生命共同體”“ 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和 “地球生命共同體”三個原創性的概念，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中國化；在生態價值觀的維度上，習近平總書記將中華傳統生態智慧的持中貴和的文化價值觀改造為以環境正義為取向的生態價值觀。

　　總的來看，超越西方生態思潮是建構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的前提，堅持“兩個結合”是建構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的科學方法論。

　　三、建構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習近平總書記既指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應當立足當代，挖掘歷史，借鑒中外文明的積極成果，又強調要注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善于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① 。這實際上為我們建構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提出了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

　　第一，要以馬克思主義關于人和自然的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導，建構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既是人類生態文明思想的革命，是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的最新發展階段，又是發展中國生態文明和建設美麗中國的科學指南。資本主義制度本性上的反生態性質，決定了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態文明建設，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有真正的生態文明建設。事實上，無論是生態中心論還是現代人類中心論的生態思潮既不能正確處理技術進步、經濟發展與保護生態環境的關系，也無法正確理解生態文明的本質和正確解答發展的目的所在。生態中心論的生態思潮拒斥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把自然的利益和權利置于人類的利益和權利之上，把生態文明的本質理解為人類屈從于自然的生存狀態。這種脫離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來談生態文明的做法必然流于空談，最終引發抵制發展的激進環保運動。現代人類中心論的生態思潮雖然肯定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對于解決生態危機的重要性，卻誤把生態文明的本質理解為保護資本主義再生產的自然條件。而資本主義私有制個體資本的有計劃性和總體資本無計劃性的矛盾，再加上資本追求利潤的本性，必然使得現代人類中心論的生態思潮無法保證生態治理的效率。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不僅具有人民情懷和人類情懷相統一的特征，而且辯證處理了技術進步、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其人民情懷主要體現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及建設美麗中國的奮斗目標，其人類情懷主要體現為關注子孫后代的生存與發展，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積極構建，以及建設美麗清潔世界的奮斗目標。在技術進步、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既強調脫離技術進步、經濟發展，生態文明建設也就無從談起，確認了技術進步、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間的辯證關系；又強調生態文明是社會主義社會區別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指出“ 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重大成果。人類經歷了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生態文明是工業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要求。歷史地看，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②。

　　第二，擺脫西方生態思潮的思維方式與概念的束縛，提煉標識性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通 過實現術語革命，建構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長期以來，受西方生態思潮的束縛，我國生態文明理論研究充斥著西方生態思潮中諸如“自然價值論”“自然權利論”“生態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控制自然”“生物圈平等主義”“宇宙大我”等術語和命題，無法有效地表述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的特有內涵與價值取向。提煉具有標識性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推動術語革命，是建構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的應有途徑。針對術語革命在建立新的學科體系中的重要性，恩格斯指出“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并認為馬克思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不同正在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 “把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只看做是人類經濟史上一個暫時階段的理論所使用的術語，和把這種生產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終的階段的那些作者所慣用的術語，必然是不同的”①。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徹底變革不僅體現在其理論內容和價值取向的獨特性上，而且也體現在其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獨創性的術語和概念范疇體系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一原創性的生態文明的新術語，并進一步提出了“ 生命共 同體”“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地球生命共同體”三個原創性的概念，既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中國化，又強調人類只有在尊重自然和順應自然的基礎上利用自然，才能建立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系。在此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又提出了 “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發展觀、“ 新質生產力”理論、“生態生產力發展觀”、“德法兼備”的社會主義生態治理觀、“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態文明建設價值論、自然資源既是生態財富又是經濟財富和社會財富的生態財富論、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的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論、建設美麗中國和清潔美麗世界的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論、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等命題，這些術語和命題的提出既標志著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實現了對西方生態思潮的超越，也是我們建構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的基礎。

　　第三，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的建構必須結合當代全球生態環境治理中生態文明話語體系的爭論和斗爭，既要捍衛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生存權、環境權和發展權，又要推進全球生態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生態文明既以生態科學等自然科學為基礎，又包含著不同主體的價值訴求，是一個包括文化維度、經濟維度、政治維度和社會維度在內的綜合性概念。當代全球生態環境治理涉及不同民族國家的利益和應承擔的責任與義務，因而不同類型的生態文明話語體系間存在著激烈斗爭。這種斗爭既關涉全球生態環境治理議題和規則的制定，又關涉話語權和影響力的爭奪。這就決定了建構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必須結合當代全球環境治理中生態文明話語體系的爭論和斗爭，其核心是突破生態文明研究和建設中的西方霸權話語。盡管西方生態文明話語體系在生態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中的成效并不顯著，但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憑借經濟和技術上的優勢，在推卸其在全球生態環境治理中應盡的責任和義務的同時，利用所掌握的大眾媒體，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橫加指責，否定發展中國家的生存權、環境權和發展權，甚至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看作是當代生態危機的根源，為自身的既得利益作辯護。這就要求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維護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生存權、環境權和發展權。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習近平總書記在要求尊重民族國家自主選擇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的同時，從促進全球共同繁榮發展的目的出發，提出了包括全球文明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在內的“ 三大全球倡議”。這實際上也意味著中國形態的生態文明理論應當既具備促進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發展觀功能，又具有促進全球綠色低碳發展和共同發展的境界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