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智能媒體;網絡隱私;網絡隱私素養;測量框架;扎根理論

作者：李曉靜;韓羽昕;馮淙萱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

　　本文提要］網絡隱私素養已成為個體適應智能媒體時代的重要數字素養，目前國內有關的測量研究多套用西方成果，較難用于中國社會情境。本文在系統梳理國內外理論文獻基礎上，針對數字原住民群體開展扎根研究，遵循開放式編碼、主軸式編碼、選擇式編碼的扎根理論方法，探索構建了智媒時代適用于我國網民的網絡隱私素養測量框架，涵蓋網絡隱私意識（敏感性、風險意識、保護意識）、網絡隱私知識（技術知識、法律法規知識）、網絡隱私保護行為（隱私授權管理、好友及聯系人管理、個人信息共享與互動管理）三大維度，并原創開發了一套適用于我國的網絡隱私知識測量題，為今后該領域的研究和相關工作提供參考。

　　一、研究背景

　　智能媒體時代，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及網絡技術的廣泛普及和迅猛發展，構成了一個全新的媒介生態（劉慶振，2017），技術的變革深刻影響著人類的交流方式和媒介使用行為。在此背景下，個體信息無意間泄露或被惡意利用的風險顯著增加，尤其是在社交媒體、電子商務和在線學習等領域中更為突出。根據第 5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高達 23.2%的受訪者曾遭遇過個人信息泄露（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23）。個人信息泄露已然成為目前我國最受關注的網絡安全問題，同時也是理論研究和實務爭議的焦點（俞立根，顧理平，2022），這進一步凸顯了在智能媒體時代關注網絡隱私的緊迫性及必要性。同時，網絡隱私素養作為評價個體保護個人隱私信息能力的關鍵指標，對于理解和引導用戶的網絡行為模式及隱私保護實踐而言，至關重要。算法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也在深刻影響著人類的信息傳播模式和信息處理過程，整個網絡空間已成為由“數據算法”驅動的算法環境，這也使得網絡隱私素養的內涵及測量變得更為復雜。

　　網絡隱私素養的提升，不僅關乎個人信息安全，更是維護媒介信任體系和網絡空間安全的重要因素。從政治和法律層面看，近年來我國先后出臺了《個人信息保護法》、《網絡安全法》、《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等相關法律法規。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網絡隱私立法起步較晚，相關法律尚未達到足以全面保護個人隱私的完備程度，且在立法目標上更加注重社會價值與個人隱私之間的平衡。部分網民在隱私管理中傾向于接受一定程度的隱私共享，以換取更好的服務體驗或更高的社會安全（曾潤喜，朱星橦，黃若怡，2024）。媒介法規倫理與社會政治結構的不同，形塑了中西方公民對網絡隱私不同的認知與行為模式，表現出不同的網絡隱私風險認知和保護實踐。

　　現有網絡隱私素養的相關研究多在發達國家開展，聚焦其概念辨析、測量指標、理論探討及網絡隱私保護行為等方面（Park，2013；Trepte et al.，2015）。國內的網絡隱私素養概念界定及測量，多借用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或基于內容分析、二手文獻分析等方法確立指標體系。這類研究雖為我國網絡隱私素養研究提供了理論支持，但未能跳出西方的研究視角，難以適用于中國特定的社會語境和媒介環境。此外，目前的網絡隱私素養量表在回應新技術發展方面存在不足，對于網民在智媒環境中究竟如何理解、評估、實踐網絡隱私保護的微觀層面，缺乏具體的實證研究。

　　鑒于此，本研究在系統回顧和梳理國內外理論文獻的基礎上，聚焦智媒時代的數字原住民群體，通過扎根理論方法采集豐富的一手調研數據，深入考察其對網絡隱私素養的認知、評估和操作行為，探索構建智媒時代中國本土的網絡隱私素養測量框架，為提升我國公民的數字素養貢獻研究資料和理論發現，以期為后續研究和相關工作提供參考。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

　?。ㄒ唬┚W絡隱私素養概念界定

　　在智能化的信息社會，網絡隱私素養這一概念在國內外學界和業界得到廣泛關注，智能媒體和數字技術的發展更使得網絡隱私問題成為學界的重要議題。該概念在過往研究中的表述形式多樣，包括“隱私素養”、“在線隱私素養”、“數字隱私素養”等，與“信息素養”、“數字素養”等概念有較大關聯，其內涵界定較為復雜多元。

　　最初，隱私素養常被認為是數字素養的一個子類或補充，歐盟 2013年發布的第一版數字素養框架中就已將安全域（safety）作為一個重要部分，強調了對設備和數字內容以及對個人數據和隱私的保護，并一直保留至今。2021年，我國中央網信辦印發了《提升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行動綱要》，明確提出要提高數字安全保護能力，包括提升全民網絡安全防護能力以及強化個人信息和隱私保護能力?？梢哉J為，數字素養主要關注個體在

　　數字環境中使用信息的綜合能力，而隱私素養則側重于理解與在線共享信息時涉及的責任和風險，需要批判性思維、相關知識能力和實際操作行為。

　　早期的隱私素養研究肇始于經濟學和營銷學，主要關注消費者對個人隱私的認知及保護策略。有學者認為，隱私素養指消費者對其所處信息環境及個人責任的理解，是一種重要的自我保護工具。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隱私素養的概念范疇逐漸拓展至用戶視角，強調個體對隱私的知情關注及有效保護策略（Rosenthal et al.，2020）。我國學者林碧烽等

　　（2021）進一步將隱私素養界定為個體隱私保護的知識技能及批判性認知。

　　在互聯網時代，隱私素養的應用場景更加明確，研究逐漸聚焦于社交媒體、網絡服務及數字平臺。盡管該概念界定在學界仍存在較大爭議，其與數字素養、信息素養等概念的界限也亟待進一步厘清。但當前主流研究多強調用戶對隱私保護方面的知識和能力，如隱私事實知識、隱私反思能力、隱私和數據保護技能（Masur，2020）。同時，在概念解釋上，也更加強調對批判性思維的關注以及對隱私保護法律法規、隱私政策的認識（Wissinger，2017）。

　　綜合以往研究，本文認為，網絡隱私素養反映了用戶在網絡媒體環境中的個人隱私處理和保護技能，包括相關意識、知識和行為能力。具體而言，就是指用戶在網絡媒體中能夠安全地采集、使用、處理、評估和保護數據的能力。

　?。ǘ┚W絡隱私素養測量要素

　　早期隱私素養測量研究主要聚焦于用戶對個人信息使用的認知及保護策略（Baek，2014）。隨著智能媒體與網絡服務的普及，測量逐漸從單一維度向多維度演進。例如，Bartsch 與 Dienlin（2016）關注社交媒體隱私功能的掌握程度，而 Trepte等（2015）提出了涵蓋知識、技能、態度等要素的綜合測量框架。總體來看，隱私素養測量經歷了從事實性知識（如隱私政策理解）向程序性知識（如隱私管理策略）發展的過程（Masur，2020）。表1呈現了部分已有研究中的網絡隱私素養測量維度和題項。

　　此外，主觀評估和客觀評估的測量方式會影響網絡隱私素養測量的準確性。國內有研究發現，用戶存在對自身網絡隱私素養的高估，主客觀差異影響了用戶自我表露的水

　　平：高估自身網絡隱私素養的用戶減少信息表露傾向，低估自身網絡隱私素養的用戶增加自我表露（強月新，肖迪，2021）。總體而言，網絡隱私素養的測量從最初側重主觀的自我評估，轉向融合網絡隱私知識的客觀測量以及網絡隱私保護策略的綜合考察（Park，2013；Trepte et al.，2015），但目前學術界對此尚未形成權威結論。

　　當下，我國學界也開始探討構建本土網絡隱私素養的指標體系，但多是基于二手數據分析、文獻回顧等方法。例如，王建亞等（2024）從國內外已有研究中構建社交媒體用戶隱私素養評價指標體系，包括隱私意識、隱私知識、隱私邊界管理能力、隱私風險管理能力、隱私道德與法律等 5個一級指標和 18個二級指標。

　　由于社會背景和法律法規的不同，各國在網絡隱私觀念和實踐上存在較大差異，現有西方隱私素養測量框架難以直接用于中國。此外，人工智能等新興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進一步加劇了智媒環境中的隱私風險，使用戶在應對算法推薦帶來的隱私挑戰時，不僅要具備網絡隱私保護意識，還需理解網絡隱私與智能服務體驗之間的新平衡關系。因此，傳統的網絡隱私素養測量框架亟需更新，以更好適應新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挑戰。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為揭示網絡隱私素養的核心構成要素，本文以扎根理論研究法開展調研。扎根理論最初由格拉瑟和施特勞斯提出，是系統地從數據本身獲得理論的一種研究方法（Glaser & Strauss，2017：21），強調通過觀察社會現象，從數據中產生理論，而非以現有理論為指導。

　　在本文中，研究者針對所選樣本實施半結構化深度訪談，以收集一手原始資料，通過扎根研究中的開放編碼、主軸編碼、選擇編碼等步驟，對數據的持續比較進行理論構建，最終逐步建構起適用于智能媒體時代、符合中國社會背景的網絡隱私素養測量框架。

　　（二）數據采集

　　首先，研究采用半結構化深度訪談來采集數據，研究者在訪談前根據研究問題和目的，摘錄、翻譯了現有網絡隱私素養的成熟量表作為提綱設計參考。其次，研究者以微信和微博這兩個月活躍用戶數量位居國內前茅的社交平臺為對象（QuestMobile，2024），針對其網絡隱私設置選項和分類進行內容分析，參考用戶在兩大平臺上的網絡隱私設置方式，設計出訪談提綱，并通過試點研究對部分問項進行了修訂，還在訪談中進行了追問和補充。隨著算法推薦和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社交媒體平臺也充分展現出智能傳播特性，其內置的“看一看”、“推薦”等智能功能，不僅體現了平臺在智能傳播環境下的網絡隱私新問題，還為本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樣本和多樣的用戶行為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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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采用了立意抽樣法來獲取樣本，以確保樣本具備較好的代表性，并能反映研究的理論目標。鑒于當前大學生多為數字原住民，本研究選取其作為具體研究對象，考慮如下：第一，本研究旨在構建智能媒體時代網絡隱私素養的測量框架，大學生的高頻網絡使用特點使其對網絡隱私具有直觀的認知和經驗；第二，該群體的教育水平和知識技能較高，在網絡隱私政策、數據保護法規等相關知識信息以及隱私保護行為等方面，能夠提供深入有效的訪談內容；第三，作為智媒時代的核心網絡用戶群體，大學生對于網絡隱私素養的認知、態度和行為等，在預測我國公民的網絡隱私素養趨勢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和代表性，尤其在探索中國的網絡隱私素養核心要素及測評框架上，能為該領域的學術探討提供寶貴視角和豐富資料。

　　具體而言，研究者在中國東部某綜合性大學中，抽取了 72位大學生作為研究樣本，涵蓋不同專業領域及生源地，其中男性為 40人，女性為 32人，年齡分布介于 19至 26歲之間，平均年齡為 20.6歲。具體樣本構成如表 2所示。

　　研究者于 2023年 5月至 7月對 72位受訪者開展了深度訪談，每位受訪者的訪談時間在 60分鐘左右。訪談之前，所有受訪者均被告知了自愿和保密原則，并簽署了知情同意書。研究者對訪談過程進行了錄音，并于每次訪談結束后，根據訪談記錄和錄音材料，將音頻轉錄成文本和數據資料，合計 20萬字左右。

　　四、網絡隱私素養測量框架構建

　　研究采用扎根理論方法對訪談文本進行逐級編碼，依次按照開放式編碼、主軸式編碼和選擇式編碼的原則來實施，數據分析采用 Nvivo12進行。根據質性研究信度和效度的檢驗標準，由兩位研究者共同負責編碼流程，各自獨立對原始資料進行編碼，若出現不一致時，則通過討論確定共同結果。

　　（一）開放式編碼

　　開放式編碼是扎根理論自下而上進行范疇抽取的第一步，也是將研究資料逐步概念化和范疇化的過程，強調從文本資料中盡可能多地發掘理論概念并初步歸納范疇。首先，

　　研究者對訪談語料轉錄的文字進行仔細閱讀，提煉其中的關鍵詞，并進行概念化處理，形成初始概念。隨后，將初始概念進行比較、聚類、綜合，抽象概括出高層次的初始范疇。在充分理解訪談語料語義的基礎上，研究者對訪談資料進行開放式編碼，梳理出受訪者頻繁提及的標簽，如瀏覽信息、未經授權訪問、添加黑名單等，最終獲得標簽 198個，初始概念 75個，初始范疇 37個。開放式編碼部分示例如表 3所示。

　　（二）主軸式編碼

　　主軸式編碼是在開放式編碼的基礎上，對初始范疇進行總結歸納后的維度升級。研究者通過回顧初始編碼和訪談資料，建立各范疇之間的聯系，將具有一定共性的初始范疇進行更凝練的概括，歸納總結為主范疇。按照主軸式編碼的思路，研究最終凝練出 8個主范疇，分別是：網絡隱私敏感性、網絡隱私風險意識、網絡隱私保護意識、技術知識、

　　法律法規知識、隱私授權管理、好友及聯系人管理、個人信息共享與互動管理。

　　（三）選擇式編碼

　　選擇式編碼通過對各主范疇及相互關系的梳理，逐步提升概念的抽象層次，進一步挖掘提煉研究的核心范疇，從而形成理論框架。結合研究問題和目標，研究者最終確定了3個核心范疇：網絡隱私意識、網絡隱私知識和網絡隱私保護行為，如表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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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確保訪談資料包含信息的全面性，在三級編碼結束后，研究者首先通過相互校對和檢驗，再次對原始訪談資料形成的標簽、初始概念、初始范疇、主范疇等進行重新梳理，檢查是否存在需要修正的內容。其次，研究者對預留的 3位訪談對象的訪談文本進行檢驗，以驗證數據是否達到理論飽和，結果顯示并未出現新的范疇或關系，由此可證明編碼內容已達到飽和（Pandit，1996）。

　　五、測量框架研究結果

　　研究針對大學生這一數字原住民群體開展扎根研究，深入考察其對網絡隱私素養的認知、評估和操作行為，最終以開放式編碼、主軸式編碼、選擇式編碼的步驟，構建出本土用戶網絡隱私素養的測量框架（見表 5）。

　　在此框架中，研究對“網絡隱私意識”、“網絡隱私知識”、“網絡隱私保護行為”三個維度進行了拓展，在內涵中融入了智能傳播的特定隱私內容。具體而言，“網絡隱私意識”增加了對算法追蹤行為的敏感性以及用戶在個性化推薦情境下的風險評估；“網絡隱私知識”強調用戶對網絡安全技術的了解，涵蓋在智媒平臺中隱私管理的關鍵應用；“網

　　絡隱私保護行為”進一步細化了隱私授權管理、社交關系中的隱私設置和互動內容的可見性控制，尤其對算法推薦和數據共享等智能傳播中的隱私特性進行了適應性調整。

　　網絡隱私知識是本測量框架的主要維度之一，也被研究者認為是影響網絡隱私素養水平最關鍵的指標（顧理平，范海潮，2018；袁向玲，牛靜，2020）。為了更合理地評估我國公眾的網絡隱私知識及素養水平，本研究在國內外文獻基礎上，綜合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制度、國家網絡安全宣傳周科普題庫、全國網絡安全知識競賽題庫等資源，并咨詢網絡安全領域的專家學者，原創設計了一套適用于中國本土的網絡隱私知識測量題（包括判斷題、單選題及多選題），如表 6所示。

　　72位受訪者受邀作答這一系列問題，其正確率被用作評估其網絡隱私素養知識水平的指標，表 7第 3、4列顯示了受訪者在技術及法律法規兩個構成要素上的得分均值與標準差。結果顯示，受訪者在技術、法律法規這兩個網絡隱私知識維度上的素養水平都偏低，尤其是在技術知識層面。這也印證了過往研究中的結論，雖然大量年輕的網絡用戶能夠意識到潛在的隱私威脅，但大部分用戶對平臺的數據獲取規則的了解極為有限（Garg et al.，2014）。這一系列測量題項的確立，為網絡隱私知識水平的客觀評估提供了科學工具，有助于更全面、精確地評估我國公眾的網絡隱私素養，未來可在大范圍內驗證推廣。

　　結 語

　　本文基于對中國網絡用戶的一手調研數據，原創構建了網絡隱私素養測量框架，涵

蓋了網絡隱私意識、網絡隱私知識、網絡隱私保護行為三大維度，尤其針對智能傳播情境，將“個性化推薦”、“數字足跡收集”和“網絡隱私授權”等要素納入核心范疇，考察用戶對算法推薦的敏感性和風險意識。同時，框架也對用戶在授權管理和信息共享行為中的隱私保護措施進行了說明，強調在個性化推薦和算法控制等技術背景下的網絡隱私管理，為中國語境下的網絡隱私素養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參考，也為后續研究和實踐提供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邏輯起點。

　　此外，本研究還開發了一套適用于中國網民的網絡隱私知識測量題項。將非介入式測量方法納入網絡隱私素養的測量體系中，有助于克服單一的主觀自我報告法可能帶來的研究偏差，提升了測量的準確性和可靠性，使得網絡隱私素養評估更為客觀、科學，具有更高的信度和效度。

　　盡管大學生群體在網絡隱私問題上的敏感度較高，在智媒環境下的隱私管理行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他們的隱私認知和行為習慣尚不能推廣到其他人群。因此，后續研究可針對我國的不同人群進行驗證，以檢驗該套測量框架和題項的信度及效度，同時探究我國不同地區和人群在網絡隱私素養方面的異同，為制定更有針對性的網絡隱私素養提升策略提供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