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習近平經濟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高質量發展

作者：李振新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摘　 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短短 ４０ 多年間從貧窮落后的農業國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實現了經濟增 長與社會公平的有機統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通過制度創新與靈活性，推動創新驅動、綠色發展和共同富裕的協調 發展。 西方經濟學理論忽視了歷史、文化和發展階段的差異性，難以全面揭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邏輯。 應 當從創新、協調、綠色、開發和共享五個方面剖析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政治經濟學邏輯，提供相關政策啟示，為發 展中國家提供可借鑒的范式。

　　一、引言

　　自 １９７８ 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短短 ４０ 多年間實現了從貧窮落后的農業國到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的歷史性跨越。 ２０２４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已超過 １８．９４ 萬億美元，僅次于美國。 高鐵網絡里程 已超過 ４ 萬公里，占全球高鐵總里程的 ７０％以上；５Ｇ 基站數量全球領先，推動數字經濟蓬勃發展。 更引 人注目的是，中國已經全面消除絕對貧困，近 １ 億中國農村人口擺脫貧困，這一成就被聯合國譽為“人類 發展史上的奇跡”。 這些事實表明，中國經濟增長不僅是量的積累，更是質的飛躍，標志著中國經濟進 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 高質量發展是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效率、高質量、可持續增長”轉型 的核心目標。 高質量發展不僅體現在經濟增長的總量和速度上，更在于追求經濟結構的優化、發展動力 的轉換以及社會公平與生態保護的協調。 自黨的十九大提出“推動高質量發展”以來，中國經濟逐步從 依賴資源投入和低成本勞動力轉向創新驅動、綠色發展和包容性增長。

　　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背后并非單純依賴市場機制或西方經濟模式的復制，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 度創新與實踐的結晶。 西方經濟學試圖以市場自由化解釋經濟增長，認為私有制、市場競爭和法治體系 是經濟繁榮的必要條件。 新古典經濟學強調資源配置效率，制度經濟學則聚焦產權保護，注重包容性制 度的建立。 然而，西方經濟學理論忽視了歷史、文化和發展階段的差異性，難以全面揭示中國經濟高質 量發展的內在邏輯。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為核心，提供了一種整體 主義分析視角。 習近平經濟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強調“以人民為中心”，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理念融入發展實踐，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引。

　　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框架，結合習近平經濟思想，探討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政治經濟學邏 輯，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首先，通過批判西方經濟學的局限性，確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 普遍適用性和現實意義。 西方經濟學常常局限于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內在邏輯，難以全面解釋中國在 經濟發展中的成功經驗，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能夠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 間的辯證關系出發，為理解中國經濟的發展路徑提供理論支撐。 其次，深入分析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 五個方面，揭示其內在的政治經濟學邏輯。 不僅闡明中國經濟在新時代的轉型目標及其理論依據，還 探討如何通過結構性改革、創新驅動、綠色發展等策略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制度的獨特優勢。 最后，通過總結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探討其對全球經濟發展的啟示。 中國在高 質量發展過程中積累的經驗，既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借鑒，也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完善貢獻了中國 智慧。

　　二、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范式選擇

　　國內外學者嘗試從不同視角解釋中國經濟增長奇跡。 西方經濟學個體主義分析和新古典經濟學關 注產權保護與市場競爭，卻難以解釋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經驗。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采用整體主 義方法，揭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為解析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

　　（一）西方經濟學的個體主義分析及其局限

　　西方經濟學采用個體主義分析方法，通過個體成本收益分析研究稀缺資源配置。 西方經濟學假設 資源是有限的，并將研究重心放在資源的利用和資源的配置，卻未深入探討資源為何稀缺，以及為何在 稀缺條件下仍會出現商品過剩甚至經濟危機。 這會導致兩個問題：一是忽視資源稀缺的社會根源。 西 方經濟學假設資源稀缺是自然狀態，卻忽略了生產關系和制度安排對資源分配的影響。 在資本主義社 會，資源占有的不平等根植于歷史上的原始資本積累過程，而非單純由市場機制導致。 二是缺乏對生 產過程的動態考量。 新古典經濟學將企業簡化為生產函數，未能深入探討生產與分配、交換的相互 關系。 這種靜態分析無法解釋為什么經濟危機與社會不平等會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

　　資源稀缺的本質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密切相關。 廣義的生產關系不僅包括生產本身，還涵 蓋由生產決定的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系列過程。 新古典經濟學忽視了生產過程，將企業簡化為生產函 數，只關注既定資源的分配和交易。 一般均衡理論僅研究抽象掉生產過程和貨幣中介后的物物交換。 然而，分配不僅涉及既定商品分配，還包括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占有與分配。 當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 的占有與分配不公時，社會中的分配、交換和消費必然失衡，進而違反等價交換原則，導致資本無償占有 他人勞動成果，擴大社會貧富差距。 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占有差異并非源于個人辛 勤勞動，而是通過圈地運動和殖民掠奪等原始資本積累方式形成的。 資本原始積累完成后，資產階級掌 握國家政權，并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法律、政治和文化體系，以鞏固其統治地位。 盡管資產階級經濟學 家鼓吹資本主義是最優社會制度，強調市場競爭中的資源優化配置，但現實中資本主義市場充斥著不平 等。 首先，從資本原始積累來看，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占有具有天然的不公。 其次，資本積累的內在 規律決定了資本主義市場競爭的不公平。 在資本積累過程中，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資本積累規模的擴 張導致平均利潤率下降，促使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門檻不斷提高；在公平競爭的市場中，新資本或小資本 難以與大資本抗衡，導致資源分配和生產條件的不均加劇。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終極目標是追求價值 增值，其資本總公式 Ｇ－Ｗ－Ｇ’蘊含著無限擴張的邏輯，在這種擴張邏輯下，無論是生產關系的調整還是 資源配置的優化，都無法擺脫資本積累的根本矛盾。

　　（二）政治經濟學的整體主義分析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強調生產力是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生產關系需與 之相適應；當生產關系相對滯后時，需通過制度創新適應生產力需求。

　　首先，生產力的持續發展是社會進步的根本驅動力。 人類社會賴以存在的核心是物質生活資料和 生產資料生產的不斷發展與變革。 生產是社會的首要任務，從貧窮饑餓到溫飽小康，再到生活富足乃至 精神豐富，無不依賴物質生產力的持續進步。 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的簡單采集生產到當今數字經濟時 代的智能制造，始終體現出生產力發展的主線。 因此，人類社會本質上是一個生產力不斷發展的社會， 生產力的發展實質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 然而，生產力的發展離不開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的 調整與優化，生產關系是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系。 任何物質資料的生產都具有社會屬性，是 一種社會化活動。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反過來也對生產力的發展起促進或阻礙作用。 當 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時，生產力能夠迅猛提升，為社會帶來更多的物質財富。 然而，當生產關系 不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時，社會需要對現有的生產關系進行調整。 當調整仍無法滿足生產力發展的需 求時，則需要在基本社會制度層面尋求變革，從而引發社會形態的演變。

　　其次，生產關系的總體構成了社會的經濟基礎。 經濟基礎是由物質生產力所要求的生產關系構成 的，其為社會形態的形成提供物質支撐。 生產力隨著社會形態的演變而不斷發展變化。 從農業社會的 土地耕作到工業社會的機械生產，再到信息社會的數字經濟，生產力進步的速度不斷加快。 第一次工業 革命引入蒸汽機，使得生產效率提高數十倍；當今人工智能技術則推動了生產方式的智能化轉型。 然 而，生產關系的變革卻相對滯后。 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僅經歷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 會主義社會四種主要形態。 這種生產力快速發展與生產關系滯后的矛盾，使得制度改革成為社會發展 的必然需求。 例如，中國封建社會的秦朝商鞅變法、明朝一條鞭法、清朝雍正年間的攤丁入畝和火耗歸 公、清末戊戌變法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施的一系列醫療改革、福利制度改革等，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改 革開放政策、國企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皆是為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對 當時的生產關系進行調整和優化。 可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動態且非線性的。 從農業社會的土地改 革到工業社會的產權制度變革，再到信息社會的科技創新驅動，經濟基礎的調整始終服務于生產力的進 步。 西方制度體系的變革較多集中于資本積累需求，而較少關注經濟結構的動態變化。

　　綜上所述，西方個體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忽略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動態交互，未能充分探討資 源稀缺背后的社會原因及其與制度安排的關系。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注重資源配置和經濟 制度的發展變遷，不僅關注產出品的合理分配，而且注重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科學配置，更加注重從 實際生產過程和勞動的具體過程出發研究勞動要素、土地要素和資本要素在實際生產和分配過程中的 貢獻和分配結果，從而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局限，并為構建更公平合理的社會經濟體系提供理 論依據。 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生動范例，習近平經濟思想作 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最新成果，為全面把握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踐邏輯提供了指導， 為全球經濟學理論的豐富與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

　　三、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政治經濟學邏輯

　　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并非單純依賴市場或西方模式，而是通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習近平經 濟思想，將理論與實踐結合，實現創新驅動、綠色發展與共同富裕的協調。 “以人民為中心” “創新、協 調、綠色、開放、共享”等發展理念，與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高度契合。 創新是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協 調發展通過區域政策和城鄉融合縮小發展差距，綠色發展將生態文明融入經濟體系，開放發展提升中國經濟的全球影響力，共享發展則通過精準扶貧和共同富裕政策確保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這些發展 理念不僅指導了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踐，也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注入了新的時代內涵。

　　（一）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力是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而創新則是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的核心引擎。 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通過國家戰略與市場機制協同，中國構 建了適應信息化和智能化時代的創新體系。 創新是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其核心不僅 僅在于技術突破，更重要的是要在各個層面上實現創新的深度融合。 科技創新、制度創新、企業創新和 社會創新的交織，推動了中國經濟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的多元路徑，推動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邁向高質量 發展。

　　首先，創新驅動顯著提升了生產結構和經濟效率。 科技創新作為國家發展的引擎，近年來在中國的 經濟政策框架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 政府大力推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通過加大對科技研發的 財政投入，構建國家級科研平臺，支持基礎科研；同時，加強對科研技術成果轉化的政策引導。 尤其是在 人工智能、量子計算、集成電路、新能源汽車、５Ｇ 通信等領域，中國逐漸占據了國際技術競爭的重要位 置，逐步實現從“追趕者”到“引領者”的轉變。 對科技創新的持續投入和國家戰略布局，讓中國成為全 球技術競爭中的重要一極。 中國通過巨額研發投入和技術轉化，躋身全球創新前沿。 國家通過設立 “科創板”支持中小企業創新。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科創板共有 ５６６ 家掛牌企業，總市值達 ６．２ 萬億元①。 此 外，綠色技術和數字經濟的創新成為新動能，推動產業結構從資源依賴型向技術驅動型的優化升級。

　　其次，制度創新是確保科技創新能夠轉化為經濟增長的關鍵。 中國不斷深化市場化改革，推動法治 建設，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特別是知識產權的保護為創新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國家通過實施創新激勵機 制，鼓勵企業進行自主研發，減少對外部技術的依賴。 與此同時，人才是創新的關鍵資源。 中國通過制 定和實施一系列人才引進和培養計劃，如“千人計劃”和“萬人計劃”，吸引全球頂尖科研人員和技術人 才，形成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產業鏈和人才鏈。 中國的經濟增長奇跡并非僅靠資源投入或外資引進，而 是通過體制改革提升市場效率和政府調控能力。 改革開放以來，產權保護機制不斷完善。 ２０２３ 年全國 知識產權案件結案準確率達 ９３％，專利審查周期縮短至 １６ 個月，激勵企業創新②。 同時，科技體制改革 優化了資源配置。 “放管服”改革簡化科研項目審批流程，市場機制通過競爭推動技術擴散。 此外，管 理制度創新提升治理效率，如杭州“城市大腦”通過 ＡＩ 優化交通和能源管理，交通擁堵指數和能耗降低 都大幅下降。 可見，制度創新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多樣化需求，確保了創新成果向經濟效益的轉化。

　　再次，企業創新是高質量發展的中堅力量。 企業在全球競爭的壓力下，不再滿足于傳統的低成本競 爭，而是紛紛通過技術研發、產品升級以及模式創新來尋求新的增長點。 中國企業通過自主研發，不僅 在國內市場取得競爭優勢，也在國際市場上占據一席之地。 這種轉型升級不僅幫助中國企業更好地融 入全球價值鏈，也推動了國內產業的結構優化和高技術、高附加值產業的發展。 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創 新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社會創新不僅僅是通過技術和管理的革新來推動經濟發展，更加強調社會 結構和文化層面的創新。 數字化轉型帶來的社會治理創新、通過大數據與人工智能優化政府公共服務 等，都成為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 企業從傳統低附加值的制造型向高附加值的創新型 轉變，成為全球價值鏈升級的關鍵。 新時代十年來，我國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

　　比重從 ２０１２ 年的 ９．４％提高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１５．５％①。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角看，創新驅動是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互動的深化。 西方資本主義創 新受資本逐利驅動，常導致技術壟斷和資源浪費，如美國硅谷的技術成果多集中于少數巨頭，中小企業 創新受限，而中國通過國家主導與市場協同，確保創新服務于國家整體經濟。 這種模式不僅提升了中國 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也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技術擴散的可行路徑。

　　（二）協調發展：縮小差距的制度保障

　　協調發展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通過資源優化和政策引導，推動區域、城鄉 間的均衡發展。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力發展的不平衡性要求生產關系動態調整。 習近平 經濟思想強調協調是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為縮小差距提供理論和實踐基礎。 縮小不同區域、不同 群體之間的差距，推動全民共同富裕，是這一戰略的根本目標。

　　首先，區域政策顯著縮小發展差距。 中國的區域發展差距在過去幾十年中一直是制約社會進步的 重要因素。 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和西部內陸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水平差異較 大。 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國家推出一系列政策，包括促進東中西部之間的資源共享、加大對西部地區 的財政投入、改善交通物流網絡等。 這些政策不僅加快了西部地區經濟的增長速度，也為西部地區提供 了更多的投資機會和創新平臺。 西部大開發和東北振興戰略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取得顯著成 效。 中國政府通過加大對西部地區的財政支持，推動高速鐵路、現代化公路網、機場和物流中心的建設。 這些基礎設施的完善不僅促進了當地經濟的增長，還加強了區域之間的資源流動和經濟互動，為實現全 國范圍內的均衡發展提供了物質保障。 京津冀協同發展推動地區持續加大創新投入，創新成果更加豐 碩，創新協同穩步推進。 這些政策優化了生產力布局，避免了市場失靈導致的區域衰退。

　　其次，城鄉協調發展釋放生產潛力并促進公平。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差 距逐漸拉大，農村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未能得到與城市相匹配的保障。 為此，國家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政 策扶持力度，包括推動鄉村振興戰略和精準扶貧政策，通過改善農村基礎設施、促進產業升級和提高農 民收入等手段，顯著縮小城鄉差距。 通過推動農業現代化、加強農村教育和衛生保障，農村經濟和社會 的整體發展水平得到顯著提升。 政府通過實施一系列精準扶貧政策，也為縮小城鄉差距、推動共同富裕 提供了有力支撐。 精準扶貧的核心是因地制宜，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制定具體的扶貧方案，使得扶 貧工作更加科學、精準。 通過產業扶貧、教育扶貧、健康扶貧等多方位的策略，中國在消除絕對貧困方面 取得巨大進展，貧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改善。 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改革提高了農村流轉土地面 積，農業機械化率和糧食產量連續不斷上升，為工業化奠定重要基礎。 鄉村振興戰略致力于完善農村基 礎設施。 農村電商交易發展迅猛，持續帶動農村大量人員就業。 城市反哺農村的機制也在強化，例如上 海“城鄉結對”項目對農村學校和醫院的援建。

　　再次，協調發展通過振興落后地區優化生產關系。 “東北振興”通過國企改革和技術升級，扭轉人 口外流趨勢。 廣東“騰籠換鳥”淘汰落后產能，東西部協作通過資金轉移和人口就業帶動西部經濟增 長。 這種協調通過政策傾斜和社會資源再分配，確保了生產力的均衡提升。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角看，協調發展是對生產力發展不平衡性的深刻制度回應。 西方資本 主義受市場驅動，生產關系以資本利潤最大化為導向，資源配置傾向于效率優先而非公平。 而中國通過 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調整生產關系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多樣化需求，為全球治理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 問題提供中國方案，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促進共同富裕和整體進步中的獨特優勢。

　　（三）綠色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路徑

　　綠色發展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柱，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 這一發展戰略旨 在通過優化資源利用、推動低碳轉型和加強生態保護，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雙贏。 從馬克思主義 政治經濟學視角看，綠色發展是對生產力與自然關系深刻調整的體現，通過生產關系的變革適應生態環 境的約束，推動經濟社會整體發展進步。 習近平經濟思想指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強調生態環境是 發展的基礎，綠色發展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首先，綠色發展推動能源結構轉型與資源高效利用。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國，過去主要依 賴煤炭等傳統能源驅動經濟增長，但近年來國家通過政策引導和技術創新，加速向清潔能源轉型。 ２０２３ 年中國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突破 １４ 億千瓦，占全球的 ４０％以上；風電發電裝機從 ７６００ 多萬千瓦增長到 ４．４ 億千瓦以上，光伏發電裝機從 １９００ 多萬千瓦增長到 ６ 億千瓦以上，水電、風電、光伏發電機均居世界 首位①。 同時，國家推行碳達峰、碳中和目標，２０２３ 年單位 ＧＤＰ 碳排放強度較 ２００５ 年下降超 ５０％②；“雙 碳”目標倒逼企業綠色轉型，２０２３ 年中央財政安排生態環保和綠色低碳相關資金 ４６４０ 億元，確保黨中 央關于生態文明建設各項任務目標落地落實③。 資源循環利用也取得顯著進展，工業固廢綜合利用率 達 ６０％，再生資源回收行業年產值超 ３ 萬億元。

　　其次，生態保護與修復為綠色發展奠定基礎。 中國通過大規模生態工程修復受損自然環境，提升生 態系統服務功能。 西寧市累計完成“三北防護林”一至五期建設任務 ６０５ 萬畝，森林覆蓋率穩步提升至 ３７％，草原綜合植被覆蓋度達 ６１．４３％，遏制了土地沙漠化趨勢④。 長江經濟帶“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 發”戰略實施以來，長江干流水質持續改善，優良水質斷面比例和生態流量保障率不斷提升。 國家公園 體制試點穩步推進，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戰略使沿線濕地面積持續增加，生物多樣性得到顯 著恢復。 這些舉措不僅提升了生態環境質量，也為農業、旅游等綠色產業發展提供了新動能。

　　再次，綠色技術創新驅動產業升級。 中國在綠色技術領域投入持續加大，《全球綠色低碳技術專利 統計分析報告（２０２３）》顯示，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２ 年全球綠色低碳專利授權量累計 ５５．８ 萬件，其中中國國家 知識產權局授權 ２０．６ 萬件，占 ３６．８％，涵蓋新能源、節能環保和循環經濟等多個領域⑤。 新能源汽車產 業快速發展，２０２３ 年產量超 ９００ 萬輛，占全球市場的 ６０％⑥。 綠色建筑標準全面推廣，城鎮新建建筑中 綠色建筑占比不斷提高，單位面積能耗持續下降。 此外，碳交易市場逐步成熟，２０２１ 年上線交易以來， 年均覆蓋二氧化碳排放量約 ５１ 億噸，占全國總排放量的比例超過 ４０％；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共納入 ２２５７ 家發電企業，累計成交量約 ４．４ 億噸，碳排放權交易的政策效應初步顯現⑦。 這些綠色技術進步優 化了生產方式，推動傳統產業向低碳、高效轉型，避免了西方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先污染、后治理” 的 老路。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看，綠色發展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盲目追求利潤、忽視生態環境的超越。 西方資本主義受資本驅動，資源配置傾向短期收益最大化，導致生態環境退化成為普遍問題。 中國 通過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將綠色發展融入國家發展戰略，通過政策調控和資源集中配置，確保經濟發展 與生態保護同步推進。 這種制度設計既保障了國內生態安全，也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中國方案。

　　（四）開放發展：融入全球化的戰略選擇

　　開放發展通過擴大對外合作提升了中國經濟的全球影響力，體現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全球化 趨勢的洞察。 習近平經濟思想指出“開放帶來進步”，中國通過融入全球化優化了生產力布局。 開放發 展戰略在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

　　“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中國開放邁入新階段。 隨著全球化深入發展，單純依賴內需或傳統的出口導 向型模式已經無法滿足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求，必須通過深化國際合作，提升經濟競爭力，融入全 球經濟體系。 “一帶一路”倡議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不僅是經濟合作的推動力，也是中國與 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重要平臺。 通過“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加強與沿線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文化交 流、貿易投資等多方面的合作，進一步推動了國際經濟互聯互通。 在這一過程中，尤其是在基礎設施建 設領域，中國企業承接了大量海外工程，推動全球資源和市場的優化配置。 在外資引進方面，中國在不 斷降低市場準入壁壘，特別是在金融、制造業等領域，放寬對外資的限制，提供更多的市場投資機會。 中 國的《外商投資法》和《知識產權保護法》的出臺，進一步增強了外國投資者的信心，吸引了更多高技術、 高附加值的外國資本進入中國市場。 與此同時，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加快，特別是在“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中國企業在投資和并購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這不僅幫助中國企業在全球市場中擴大了 影響力，還推動了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全球化布局，使得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更加穩固。

　　首先，開放鞏固了中國在全球產業鏈的地位。 ２０２３ 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 ３０％，貨物 貿易總額超 ６ 萬億美元，連續 １４ 年穩居世界首位①。 “一帶一路” 倡議深化了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 ２０２３ 年，我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進出口達到 １９．４７ 萬億元，同比增長 ２．８％；中老鐵路 ２０２３ 年貨運 量增長 ５０％，中老鐵路進出口貨物 ４２１．８ 萬噸，增長 ９４．９％②。 中國還是全球最大的外資流入國之一， ２０２３ 年實際使用外資超 １．２ 萬億元，顯示出開放市場的吸引力。

　　其次，開放優化了國內生產關系，推動了制度創新。 經濟特區和自貿區的設立為改革提供了試驗 田。 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推廣至全國，我國在全球營商環境中的排名大幅提高。 外資企業 帶來技術溢出，例如特斯拉上海工廠 ２０２３ 年生產電動車超 １００ 萬輛，帶動本土供應商產值增長 ２０％③。 深圳通過開放政策吸引全球創新資源，２０２３ 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超 １．５ 萬億元，占全國 １ ／ ４。 這種開 放型生產關系加速了技術擴散和產業升級。

　　再次，開放發展增強了經濟韌性。 面對 ２０２２ 年美聯儲加息引發的全球資本外流，中國通過資本管 制和匯率調節保持穩定，２０２３ 年外匯儲備維持在 ３．２ 萬億美元，境外投資者在境內銀行間債券市場托管 余額達 ３．６７ 萬億元，較 ２０２２ 年末增長 ８％④。 在全球供應鏈重構中，中國通過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平 衡國內和國外需求，２０２３ 年出口占 ＧＤＰ 比重穩定在 ２０％左右。 與美國相比，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導致供應鏈收縮，而中國通過開放政策穩固了全球制造業中心的地位。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看，開放發展是對生產力全球化趨勢的深刻回應。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推 動生產力的全球擴展，但其內在矛盾在于以資本利潤為核心，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導致全球經濟 不平衡加劇。 西方資本主義全球化以殖民掠奪和不平等貿易為特征，生產關系服務于資本積累，強化了 中心與邊緣的結構性分化。 而中國的開放發展則通過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重塑生產關系以適應全球化 需求，探索形成了互利共贏的開放模式。

　　（五）共享發展：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

　　共享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最終目標，確保經濟增長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 為分配關系是社會矛盾的根源，習近平經濟思想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共享發展理念 的核心在于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確保全體人民尤其是社會的低收入群體、邊緣群體能夠平等分享發展 成果。 這一理念不僅注重經濟增速，更加注重增長質量和社會公正，力求通過發展成果的公平分配提升 全體人民的幸福感與獲得感。 精準扶貧戰略是共享發展的關鍵環節。 中國通過實施精準扶貧政策，從 “扶貧開發”到“精準識別”，采取多維度的扶貧措施，包括產業扶貧、易地搬遷、教育扶貧和醫療扶貧等， 從根本上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和返貧問題。 首先，精準扶貧體現了共享的包容性。 ２０２１ 年中國現行標準下 ９８９９ 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我 國歷史性告別絕對貧困①。 貴州通過大數據和特色農業，２０２０ 年減少農村貧困人口 １２４ 萬人，貧困發生 率降至 ０．８５％，２４ 個貧困縣摘帽退出②。 云南怒江州通過易地搬遷和職業教育，２０２３ 年貧困人口就業率 超 ９０％。 這種成就通過國家主導和資源再分配，解決了資本主義市場化無法根治的貧困問題。

　　其次，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均等化保障了共享目標。 ２０２３ 年，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超 １０．５ 億，覆蓋率達 ９５％以上；新農合和醫保改革使農村居民醫療報銷比例從 ２０００ 年的不足 ２０％升至 ２０２２ 年 的 ７０％以上。 “雙減”政策減輕學生負擔，２０２２ 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 ９５．５％，農村輟學率降至 ０．５％。 國 家投資超 ２ 萬億元建設縣級醫院，２０２３ 年農村居民人均醫療支出下降 １５％。 這些措施通過二次分配縮 小了貧富差距，如今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降至 ０．４６６，低于改革開放初期的 ０．４９。

　　最后，共享發展優化了收入分配結構。 農村集體經濟通過土地收益分紅惠及農民，２０２３ 年全國村 集體經濟收入超 １ 萬億元，平均每村增收超 ８０ 萬元。 城市最低工資標準和養老金調整保障了低收入群 體，２０２３ 年全國最低工資平均增長 １０％，養老金人均水平達 ３５００ 元／ 月。 此外，三次分配（慈善捐贈）逐 步興起，２０２３ 年全國慈善捐款超 ２０００ 億元，占 ＧＤＰ 的 ０．１５％。 美國 ２０２２ 年的基尼系數為０．４８８，社會保 障覆蓋率不足 ６０％，貧富分化加劇，而中國通過制度設計實現了發展成果的普惠性。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關系的核心是分配關系，而分配不公是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根 源。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剩余價值被資本家占有，勞動者僅獲得生存所需，導致貧富分化和社會對立。 雖然西方國家通過二次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不平等，但并未觸及生產關系的深層制度和體制根源。 中國的共享發展通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調整生產關系以實現發展成果的普惠性，體現了共同富裕 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四、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啟示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看，西方經濟學中的制度普適論和新古典經濟學更多關注產權保護、市場競爭和法治建設的重要性，然而，這種單一視角的解釋無法為中國經濟增長奇跡提供令人信服的答 案。 西方中心主義和對包容性制度的普適化理解存在明顯局限。 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僅是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實踐，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探索的結晶。 在總結我國高質量發展經驗的基礎上， 不僅可以獲得對我國未來發展的啟示，也可以為全球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益的借鑒。

　　（一）創新驅動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力

　　在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尤其在信 息技術、人工智能、綠色能源等領域的突破，中國已經走在了全球前列。 這一過程中，中國政府通過加大 對科技研發的投入、優化創新政策、改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等措施，推動了技術創新與產業轉型，尤其是 “數字中國”“中國制造 ２０２５”等戰略進一步推動創新走向更高層次。 創新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根本動 力。 無論是從科技創新、管理創新角度，還是從制度創新角度，創新都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創新將繼續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在構建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型經濟體系進程 中，創新無疑是應該持續重視的關鍵因素。 全球化背景下，技術競爭已經成為國家競爭力的重要體現。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創新驅動同樣是加速經濟轉型和實現持續增長的核心所在。 許多發展中國家正 在面臨傳統工業化過程所要解決的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等問題，因此，在推動綠色創新的基礎上進行數 字化轉型，實現新興領域的技術突破，成為他們迎接未來挑戰的必然選擇。 此外，全球產業鏈的深度融 合也要求各國在創新領域進行更多合作。 為此，應積極建立創新平臺，鼓勵本國企業加大研發投入。 特 別是在關鍵技術領域，要加強自主研發和國際合作，通過創新突破技術依賴性，提升產業競爭力。

　　（二）區域協調與城鄉融合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

　　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特別是區域差距和城鄉差距的不斷縮小，是令世人矚目的偉大成就。 通過 實施“西部大開發”“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一系列發展戰略和配套政策，中國在縮小區域和城鄉差距 方面取得積極進展。 這些戰略和政策的核心是讓發展成果惠及到更多地方，特別是欠發達地區和農村 地區，在推動經濟發展均衡性的基礎上實現高質量發展。 這為我國今后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即區域 協調與城鄉融合的發展不僅能夠提升社會整體的公平性，還能夠促進更廣泛的人力資源與市場資源的 合理流動。 特別是在未來，隨著人口老齡化和資源環境壓力的增大，推動各區域間和城鄉間的協同發 展，確保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共同進步，將成為我國繼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 對于其他國家尤其 是發展中國家來說，協調發展同樣是解決社會不平等、區域差距和促進社會穩定進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 展的關鍵路徑。 在全球化背景下，社會和經濟的深層不平等往往加劇政治不穩定和社會矛盾，因此，推 動區域協調、城鄉一體化以及社會各群體之間的公平性，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 通過優化資源 配置，強化公共政策的精準性，發展中國家可以減少貧富差距，推動社會的整體繁榮。 比如，區域扶貧、 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教育等政策的實施，既能夠提高貧困地區的自我發展能力，也能夠促進勞動力在不 同區域間的流動，增強全球化帶來的機遇。

　　（三）綠色發展是實現長期可持續增長的必然選擇

　　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環境問題和資源壓力逐漸凸顯，綠色發展理念的提出和實踐成為中國經 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 從國家層面推動綠色轉型，實施能源結構優化、綠色金融政策、生態保護等 措施，已使中國在環保領域取得了顯著成效。 中國大力推動綠色產業發展，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車、可再 生能源等領域的投資，帶來了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 既往經驗啟示我們，綠色發展不僅是解決環境問 題的戰略選擇，更是推動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的核心路徑。 綠色轉型是中國發展的未來方向，這一過程 需要全社會的參與以及政策層面的支持。 全球氣候變化、環境污染等問題已成為全球共識，任何國家都 無法置身事外。 對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來說，綠色發展是未來經濟增長的必由之路。 綠色轉型 并不意味著放緩經濟增長，而是通過創新技術和政策引導，將傳統的高污染、高能耗產業轉型為低碳、環保、可持續的產業結構。 對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借鑒中國在綠色發展上的經驗，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 發展低碳經濟、推動綠色技術研發、優化能源結構，是應對未來環境與經濟挑戰的關鍵。 同時，全球氣候 治理合作也為各國提供了更多機遇，跨國合作有助于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創新，加快全球綠色轉型 步伐。

　　（四）開放發展是提升全球競爭力的必要條件

　　中國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持續深化對外開放。 在“一帶一路”倡議、自由貿易區建設和全球市場的 融入過程中，中國不僅加大了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合作，還通過對外投資和技術引進提升了自身的產 業競爭力。 這一系列開放措施奠定了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重要位置。 全球化進程的加深對各國的 發展來說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唯有開放合作才能在國際競爭中站穩腳跟。 未來應當繼續擴大對外開放， 推動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加強與世界各國的合作，這將有助于中國提升國際競爭力和全球影響力。 全球 化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 對于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而言，進 一步擴大對外開放，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不僅能夠帶來更多的市場機會，也有助于技術和資本的流入，提 升國內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合作共贏的理念應得到更多國家的認同。 通過加強與 其他國家的合作，特別是在高科技、能源、環保等領域的合作，發展中國家不僅可以共享全球化成果，而 且可以推動國際經濟的共同繁榮。

　　（五）共享發展是實現社會和諧與穩定的根本保障

　　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最終目標是讓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 通過精準扶貧、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收入分配改革等措施，中國逐步改善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條件，促進了社會公平。 共享發展不僅是經濟增 長的目標，更是社會穩定與和諧的重要保障。 我國應繼續推進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這是實現全面小康 社會的核心任務。 通過優化資源分配，推動收入再分配，促進社會各階層的公平參與，將有助于提升社 會的整體幸福感。 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如何解決貧富差距、社會不平等和貧困問題是當前最緊迫 的挑戰之一。 共享發展的理念對世界各國同樣尤為重要，尤其是通過合理的社會保障體系、有效的扶貧 政策和公平的收入分配，才能保障社會的長治久安。 實現共享發展，意味著不僅注重經濟的增長，更要 關注貧困、教育、健康等社會問題，確保經濟發展成果能夠公平地惠及每一個社會成員，這將為全球社會 的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提供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