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數字化轉型;生態效率;空間計量模型;門檻效應

作者：崇丹寧;薛曉光

作者單位：華北理工大學

　　摘要：在經濟高質量發展背景下，企業數字化轉型對促進地區綠色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 ２０１４—２０２３ 年中國 ３１ 個省 份樣本數據，通過基準回歸、空間計量和門檻效應模型探究企業數字化轉型與區域生態效率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①中國 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逐年上升，且與區域生態效率之間存在正向空間相關性；②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區域生態效率具有顯著促 進作用，且具有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③以地區生產總值作為門檻變量，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存在雙門檻 效應。基于理論分析及實證研究結果，提出要加快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加強企業間合作以及政企合作、加快地區產業結構 調整、保證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等建議。 

　　０　 引言

　　隨著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中國的基本國情 發生了變化，從基礎物質需求發展為更高一層的物 質與服務需求，經濟發展目標從一開始的注重發展 速度逐漸轉變為追求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要求 社會在較少的生產要素投入和較低的環境成本下， 追求較高的經濟效益。高質量發展體現了資源環境 與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推 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 的關鍵環節。目前，中國經濟發展仍存在著發展不 平衡不充分問題，與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還存在一 定差距。在資源、環境與經濟三者之間的協調問題 上，還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由于中國人口規模大、資 源約束緊、環境容量有限等現實因素，實現高質量發 展還需要較長一段時間。在“碳達峰”“碳中和”的 目標背景下，中國需要加速向綠色轉型的發展模式 轉變，創建以高科技、低資源消耗和減少環境污染為 特點的產業布局，顯著提升經濟的環保水平，從而有 效減緩資源和環境成本的增長。生態效率是一個衡 量經濟、資源和環境之間協調關系的有效指標，它不 僅是衡量地區綠色發展水平的指標，也是眾多政策 調整的依據。在經濟發展綠色轉型的同時，大數據、 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數字信息技術也發展起來。２０ 世紀 ９０ 年代以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社會化應用， 數據成為人類生產生活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推動 社會快速發展。現今，以數字信息技術為依托的數字經濟成為國家發展的核心競爭力之一，也為社會 經濟發展提供了新動力。數字經濟以數據為核心要 素，有效降低自然資源的消耗，減少污染排放量，體 現了綠色發展的理念。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大數據”首次 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報告提出要促進信息化與工 業化深度融合，推動企業加快技術改造、提升精準管 理水平。企業數字化轉型逐漸被提上日程。企業數 字化轉型是以數字技術為核心構建的企業新發展模 式，可以為企業創造更多的經營價值。

　　當前，中國產業和能源結構仍具有明顯的高碳 特征，企業作為微觀主體，同時也是主要的生產者， 其生產結構的綠色轉型有待進一步加強。將數字技 術融入到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實現企業數字化轉 型升級，有助于企業實現綠色發展。對企業數字化 轉型與區域生態效率之間的關系研究，可以豐富數 字經濟與生態效率的研究內容，將宏觀指標落實到 微觀主體，有助于相關政策的實施。本文從企業數 字化轉型對生態效率的影響機制出發，通過基準回 歸模型、空間杜賓模型、門檻效應模型等，實證檢驗 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對貫徹 綠色發展理念、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１　 影響機制

　　生態效率的學術概念由 Ｓｃｈａｌｔｅｇｇｅｒ 和 Ｓｔｕｒｍ 于 １９９０ 年首次提出，通過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 （ＷＢＣＳＤ）１９９２ 年出版的著作———《改變航向：一個 關于發展與環境的全球商業觀點》而被廣泛認知和 接受［１］ 。生態效率旨在追求經濟與環境的一個協 調發展，即在極小的生態成本下，尋求最大的經濟效 益。在商業發展上，生態效率的概念要求生產者降 低生產所造成的污染，努力構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在尋求自身發展的同時，也要做環境的保護者。

　　企業數字化轉型就是指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 中，利用數字信息技術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從而創 造更高的經營績效的企業生產經營方式。目前，大 量已有研究表明［２，３］ ，數字經濟對生態效率具有一 定的促進作用，而企業數字化轉型作為數字經濟的 內涵之一，其對區域生態效率也具有類似的影響。 本文從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及綜合效益 ３ 個方面對 企業數字化轉型與區域生態效率的關系進行了剖 析。

　　經濟效益。企業數字化轉型有利于企業財務績 效的提升。企業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的提升主要 體現在以下 ３ 個方面［４］ ：一是降低企業管理成本。 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投入，使得企業在材 料采購、生產設計、產品生產以及銷售整個流程上更 加一體化，提高了企業精細化管理水平，降低管理成 本。二是減少企業勞動力成本投入［５］ 。企業數字 化轉型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實現自動化管理，降低了 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勞動力成本。三是緩解 企業與客戶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企業數字化轉 型有助于企業構建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統，幫助企業 搜集整理客戶信息，更加了解客戶需求，從而設計出 更符合客戶想法的產品。此外，企業的外部信息管 理平臺也可以幫助客戶了解企業的經營情況，從而 增加企業的知名度與可靠度。企業財務績效的提 升，可以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 段，社會對生態環境的重視程度也會提高［６］ 。生態 效率作為衡量經濟與環境的綜合指標，在經濟效益 方面，企業績效的提升會對生態效率的經濟效益方 面產生正向促進作用。

　　環境效益。對于生產制造類企業而言，企業數 字化轉型有利于企業環境績效的提升。一方面，企 業數字化轉型有助于企業優化生產流程，提高企業 的精細化管理，降低生產資料的過度消耗。對于重 工業企業而言，數字技術可以大幅度提高資源利用 效率，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提高企業的環境績效。 另一方面，在實現綠色發展這一共識的基礎上，企業 數字化轉型可以加強企業間的信息交流，有利于構 建企業合作聯盟，在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污染上 發揮重要作用［７］ 。例如，重污染排放企業與高新技 術企業達成協議，由高新技術企業為重污染排放企 業提供技術支持，幫助其實現低污染排放。此外，企 業數字化轉型所帶來的綠色效益符合可持續發展的 政策目標，為政府高質量發展方針的落實奠定一定 基礎。企業環境績效的提升對于地區生態環境保護 具有重要意義，有利于提升生態效率的環境效益。 對于金融企業而言，數字化轉型可以調節資金流向。 在綠色低碳的時代背景下，綠色投資項目逐漸興起， 在大數據、互聯網等新興技術下，籌資者與投資者之 間的聯系更加緊密。數字化轉型促使金融企業資金 更多地流向綠色投資項目，使得社會綠色產業發展 速度加快，進一步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綠色發展，提升 了生態效率的環境效益。

　　綜合效益。整體上看，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區域 生態效率的綜合效益主要體現在以下 ３ 點：①企業 數字化轉型可以提高企業綠色創新水平［８］ 。通過 數字技術，企業可以實現信息共享，有利于構建企業的創新激勵機制，在產品生產、工藝設計以及經營管 理等方面實現綠色創新升級。企業綠色創新水平的 提升，可以提高生產資料的利用率，減少工業廢氣、 廢水和固體廢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有利于當地經濟 的發展，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生態環境，有助 于經濟與環境二者之間的協調發展，對區域生態效 率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②企業數字化轉型可以提 高企業社會形象。數字化技術本身就被賦予了綠色 屬性，企業數字化轉型有利于企業提高生產資料的 利用率，降低資源的消耗，減少環境污染，有助于企 業營造綠色環保的社會形象，從而提高公眾的信賴 度。良好的社會形象可以助力企業提高知名度，獲 得更多的資金支持，進一步擴大企業規模。在可持 續發展的政策方針下，企業社會形象的提高同時可 以進一步擴大綠色理念的宣傳力度，體現綠色理念 的實際貫徹情況，從而加深社會群體對可持續發展 的重視程度，為區域生態效率水平的提升提供了一 定的內在支撐。③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可以獲取更 多綠色信ൿ。企業數字化轉型，符合綠色可持續發 展的政策方針，在當地政府政策引導下，企業通過數 字化轉型可以獲取更多的信ൿ資源，實現產業結構 升級，助力污染減排目標的實現。綠色信ൿ可以加 快社會閑散資金流向綠色環保產業，保障了綠色項 目的順利進行，有利于調節資源環境與社會經濟之 間的平衡，從而促進生態效率水平的提高。

　　２　 指標體系構建及數據來源

　　２． １　 指標體系構建

　　２． １． １　 被解釋變量

　　區域生態效率指標，考慮采用非期望產出的超 效率 ＤＥＡ 模型（Ｓｕｐｅｒ － ＳＢＭ）進行測算。劉浩然在 對京津冀地區綠色經濟效率測度進行研究時，選取資本、勞動力和能源作為投入變量，以實際 ＧＤＰ 作 為期望產出變量，以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 ＳＯ２ 排放 量及工業煙（粉）塵排放量作為非期望產出變量［９］ ； 孔令章等在研究數字經濟發展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 響時，對于非期望產出，在工業 ＳＯ２ 排放量、工業廢 水排放量和工業煙塵排放量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入 化學需氧量來衡量水污染情況［１０］ 。在對相關研究 ᕹ理的基礎上，本文從投入、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 ３ 個維度構建了區域生態效率的指標體系。其中， 投入包括勞動力投入、土地資源投入、資金投入以及 水電能源投入；期望產出分為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 兩部分，分別由地區生產總值和綠地面積來表示；非 期望產出包括廢氣和廢水產出，廢氣產出以空氣中 二氧化硫和顆粒物排放量來表示，廢水產出以廢水 中化學需氧量來表示。具體指標體系如表 １ 所示。

　　２． １． ２　 影響因素

　　核心解釋變量為地區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 （Ｄｉｇ）。目前，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的測算還未有 一個統一的方法，現有研究主要以文本分析法進行 測算。李萬利等通過上市公司年報有關企業數字化 轉型的詞頻統計，來度量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具體 處理是對數字化轉型相關詞頻總數加 １ 取對數［１１］ ； 胡潔等從人工智能技術、大數據技術、云計算技術、 區塊鏈技術和數字技術應用 ５ 個維度構造數字化詞 典，在此基礎上對上市公司年報進行文本分析和詞 頻統計，將數字化關鍵詞的詞頻加總后進行對數化 處理作為衡量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的指標［１２］ ；郭豐 等利用文本分析方法提取企業年報中數字化轉型相 關詞頻，用數字化轉型的總詞頻數作為刻畫企業數 字化轉型水平的指標［１３］ ；楊白冰等采用詞頻總數除 以年報語段長度來衡量微觀企業數字化程度［１４］ 。

　　上市公司年報是對公司年度經營成果的總結以 及對未來發展的規劃。采用文本分析手段對上市企業的年度報告進行詞頻計算，以此評估公司的數字 化進程，這種做法是可行的，并且具有研究的價值。 這種方法統計出的詞頻可能受到預期性的影響，鑒 于多數上市公司普遍面臨著這種系統性的偏差問 題，所以它不會對研究結果造成顯著的負面影響。 在參考以上研究的基礎上，本文采用年報相關詞頻 統計的方式構建該指標，具體構建方式為：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 ᎂ取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３ 年上市公司的年報，并對年報 中數字化相關詞頻進行統計，將詞頻統計字數之和 與年報總字數占比作為公司該年份的數字化轉型指 數，并根據上市公司所在省份，將同地區的企業數字 化轉型指數加總作為地區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具 體ᎂഌ詞頻如表 ２ 所示。

　　由于影響生態效率的因素比較多，因此本文在 核心解釋變量即地區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的基礎 上，又從地區經濟發展水平（Ｐｇｄｐ）、地區就業結構 （Ｌａｂｏｒ）、地區技術創新水平（Ｉｎｎｏｖａ）、地區對外開 放度（Ｏｐｅｎ）以及地區受教育程度（Ｅｄｕ）５ 個方面增 加了控制變量。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被作為衡量地區 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而經濟的發展對于生態 環境無疑存在一定的影響，故選取人均地區生產總 值作為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測算指標。地區就業人 數的增多，會給環境帶來一定的壓力，本文以城鎮非 ᖳ營單位就業人數占總人數的比重作為衡量就業結 構的指標。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會提高生產效率， 某種程度上可以提高材料利用率，降低污染，但也可 能會造成資源需求擴大，加重對環境的破壞，本文以 每萬人專利授權數作為衡量地區技術創新水平指 標。對外開放度的變化，會影響國內生產需求，從而 對環境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本文以貨物進出口總 額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該指標。受教育程 度對應著人口素質，受教育程度越高，有利于人口素 質的提升，對環境的保護意識將得到增強，本文選取 每十萬人口高等教育在校人數作為衡量地區受教育 程度的指標。最終構建的生態效率影響因素指標體 系如表 ３ 所示。

　　２． ２　 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以中國 ３１ 個省份（因數據收集困難，故本 文研究區域范圍未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 行政區和臺灣地區）作為研究地區，研究時序區間 為 ２０１４—２０２３ 年。其中，生態效率相關構建指標以 及控制變量指標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 ２０１４—２０２３ 年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市統計局公 布的 ２０２３ 年統計公報，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相關上 市公司年報獲取于巨潮資訊網，上市公司所在地區 獲取于 ＣＳＭＡＲ 中國經濟金融研究數據庫。本文利 用 Ｐｙｔｈｏｎ ᎂഌ技術共獲取 ３６ ７２０ 組年報數據。對 獲取到的年報數據做以下處理：①剔除無效數據與 缺失數據；②將企業所在地區與數字化轉型指數通 過證券代ና進行匹配；③將匹配后的企業數字化轉 型指數根據企業所屬地區進行歸納加總，作為地區 的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此外，為避免實證研究得 到的系數過小，本文對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技術創新 和受教育程度 ３ 個指標的單位作了相關調整。為了 減輕部分異常數據對實證結果的影響，本文所作實 證數據均經過 １％ —９９％ 區間上的縮尾處理。

　　２． ３　 變量描述性統計

　　原始數據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 ４ 所示。由 表 ４ 可知，２０１４—２０２３ 年區域生態效率水平、企業 數字化轉型指數等指標均發生較大變化，技術創新水平和對外開放度數據差異性相對較大。

　　３　 數字化轉型及生態效率空間分布

　　本文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 軟件對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６ 年、２０１９ 年及 ２０２１ 年中國 ３１ 個省份的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 和生態效率值通過自然間斷法進行了分類，分໪為 高、較高、一般、較低、低 ５ 個水平（圖 ２、３）。

　　由圖 ２ 可知，企業數字化轉型高水平及較高水 平地區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中部地區企業數 字化轉型以一般和較高水平為主，而西北地區企業 數字化轉型水平相對最低。整體上，地區企業數字 化轉型呈現出一種從東南沿海向西北內陸逐漸輻射 的格局分布。從時空分布上來看，隨著信息技術的 發展，企業數字化轉型有了整體上的提升，中部地區 企業數字化轉型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由圖 ３ 可知，中國各區域的生態效率分布具有 一定的空間集聚特征，其中以中部地區、東部地區、 東北地區及西北地區集聚較為明顯。東北地區生態 效率整體上較高，而中部地區生態效率一直維持著 較低水平，以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最為突出。從 時空分布來看，中國生態效率高水平的地區在減少， 區域生態效率差異性也在減小，說明中國資源環境 與社會經濟之間的協調問題尚未有效解決。

　　從整體上來看（圖 ４），２０１４—２０２３ 年在企業數 字化轉型水平上，中國近年來整體上保持著上升的 趨勢。２０１９ 年之前，中國平均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 發展較為緩慢，但在 ２０１９ 年之后得到了迅速發展。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疫情爆發后，人們居家較 多，對互聯網等數字科技的需求加大，國家政府在這 方面的支持力度也進一步加大，使得數字技術得到 了快速發展，企業數字化轉型也加快了步ใ。２０２０ 年 ４ 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和中央網信辦聯合印發 《關于推進“上云用數賦智”行動培育新經濟發展實 施方案》，提出要以“上云用數賦智”深入推進企業 數字化轉型，大力培育數字經濟新業態；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１ 月 ３０ 日國家工信部發布《“十四五”大數據產 業發展規劃》，圍繞數據要素價值的衡量、交換和分配全過程作出෥層部署，并提出要加快企業數字化 轉型升級，以數字技術促進產業融合發展。中國生 態效率平均水平有所降低，相對于 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０ 年 生態效率水平略微回升，但到 ２０２１ 年又呈現出下降 趨勢。這說明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之間 的矛盾一直存在，且矛盾未得到有效解決，但從 ２０１８ 年開始生態效率的下降速度得到了極大的緩 沖。具體來看，２０１８ 年中國出臺了一系列關于生態 環境保護的政策法規，對生態保護的重視程度進一 步提高。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１ 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 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生態文 明被歷史性地寫入憲法。同年 ４ 月 １６ 日，新組建生 態環境部正式掛ᎈ，標志著中國生態環境保護進入 了一個新的歷史周期。此后，中國不斷出臺與環境 保護相關的政策，使得生態效率水平的下降幅度大 大減少。此外，２０１９ 年底爆發的新冠疫情，使得經 濟生產受到影響，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環境污染有所 降低，生態環境壓力得到了一定的緩和。因此，在 ２０２０ 年中國平均生態效率水平有所上升。２０２１ 年 中國疫情得到快速控制，生產生活各方面開始逐步 回歸正軌，導致環境污染有所增加，生態效率又有所 下降。而在這之后的兩年里，生態效率維持著較為 平穩的狀態，這是由于國家相關環保政策的不斷出 臺，使得社會對環保要求力度進一步加大，在經濟發 展的同時生態環境也得到了一定保護。２０２２ 年，黨 的二十大報告對產業結構調整、污染治理、生態保護 等環保措施作出了明確要求。２０２３ 年 ７ 月召開的 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強調，要處理好高質量發展 和高水平保護。

　　轉型與區域生態效率之間似乎是呈反向增長的 關系。但從趨勢上來看，隨著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快 速增長，區域生態效率下降趨勢有所減緩。從二者 相對前一年的增長速率來看，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生 態效率的增長率趨勢相似，即在企業數字化轉型增 長較快階段，區域生態效率的相對增長率也在增加； 而當企業數字化轉型增長速率大幅下降時，生態效 率下降速度也急劇加快（圖 ５）。說明企業數字化轉 型對于生態效率水平的下降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４　 實證結果及分析

　　４． １　 基準回歸

　　首先考慮地區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生態效率是否 存在線性影響，本文利用 Ｓｔａｔａ１８． ０ 軟件，以是否存 在地區和時間效應為區分條件分別進行了 ４ 次基準 回歸（表 ５）。由表 ５ 可知，無論是只固定地區效應 還是只固定時間效應，亦或是固定地區和時間效應， 地區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生態效率的影響均在 １０％ 的置信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地區企業數字化轉型 對當地生態效率指標有正向影響。在非雙固定效應 條件下，就業結構指標對區域生態效率具有顯著的 正向作用，一方面，城鎮就業人數增加，有利于地區 經濟發展，對生態效率所包含的經濟效益產生一定 增益；另一方面，城鎮就業比重的增加，有利于環保 工作的推動，對生態環境的發展具有正向影響。雖 然就業人數增加也會對生態環境產生負面影響，但 根據研究結果來看，近年來就業結構對區域生態效 率的正向作用整體上高于其產生的負向作用。而技 術創新對生態效率具有負向影響，考慮到在技術研 發初期，投入成本較高，同時造成了一定的環境污 染，但其所帶來的環境效益需要在其投入使用后才 能顯現出來，即具有一定的時滯性，從而致使技術創 新對生態效率具有一定的負向影響。采用減少控制 變量的方式對基準回歸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表 ６）。由表 ６ 可知，地區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對生態 效率的影響均顯著為正，即基準回歸結果通過穩健 性檢驗。

　　４． ２　 空間計量模型

　　在基準回歸基礎上，探究地區企業數字化轉型 與生態效率之間的空間關系。在做空間計量模 型［１５］ 實證研究之前，進行一系列計量模型選擇的相 關檢驗（表 ７）。由表 ７ 可知，ＬＭ 空間滯后檢驗以及 空間誤差檢驗均在 １％ 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說明 樣本數據既有空間滯后效應又有空間誤差效應，可 以做空間杜賓模型（ＳＤＭ）；ＬＲ 空間滯后檢驗和空 間誤差檢驗也均通過 １％ 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說 明空間杜賓模型不會退化為空間自回歸模型（ＳＡＲ） 和空間誤差模型（ＳＥＭ）；Ｗａｌｄ 空間滯后檢驗結果顯著，說明與空間自回歸模型相比，選擇空間杜賓模型 更優；ＬＲ 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檢驗均在 １％ 的顯著 性水平下通過，說明應選擇雙固定效應。

　　在地理距離權重矩陣的基礎上，對樣本數據分 別作了空間自回歸模型、空間誤差模型和空間杜賓 模型（表 ８）。由表 ８ 可知，地區企業數字化轉型均 對區域生態效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此外，從空間 杜賓模型結果來看，地區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生態效 率的影響具有一定的空間溢出效應，即周邊地區企 業數字化轉型可以帶動相鄰區域生態效率指數的發 展。說明地區企業數字轉型對生態效率的影響不僅 僅局限于當地，而且對周邊地區的生態效率也會產 生正向影響。隨著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地區之間的 聯系日益緊密，企業的規模進一步擴大，業務覆蓋范 圍不再局限于某一個地區，在其他地區也會設立一 些分支機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對生態效率所帶來 的影響也會或多或少輻射到其他地區。相反，經濟 發展水平對生態效率的空間溢出效應顯著為負，即 地區人均生產總值的增加會抑制周邊區域生態效率 水平的提升。地區經濟的發展所造成的環境污染， 也會影響周邊地區，在環境保護問題上，沒有地區可 以獨善其身，生態環境關乎人民生活質量，所有地區 都是命運共同體。

　　對上述空間杜賓模型（ＳＤＭ）結果做穩健性檢 驗，本文分別使用了以下 ３ 種檢驗方法：①更換地理 距離權重矩陣，使用鄰接矩陣進行空間杜賓模型分 析［１６］ 。由于海南省與其他地區沒有相鄰單位，為了 符合模型需求，將廣東省視為海南省的鄰接單位并 進行其余研究分析。②更換地理距離權重矩陣，使 用經濟地理距離矩陣進行空間杜賓模型分析。③減 少變量，去除地區對外開放度和受教育水平兩個指 標后，進行空間杜賓模型分析。穩健性檢驗結果如 表 ９ 所示。從穩健性檢驗的結果來看，無論是一般效應還是空間效應，地區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區域生 態效率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空間杜賓模型結 果穩健。

　　４． ３　 門檻效應模型

　　基準回歸和空間計量模型均是考慮的線性影響 關系，而門檻效應主要用于研究非線性關系問 題［１７］ 。因此，本文在以上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又作了 門檻效應模型。以地區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作為核 心解釋變量，選取地區生產總值作為門檻變量，探究 隨著地區生產總值的變化，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區域 生態效率是否存在非線性影響，即門檻效應。其中，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為 ５００ 次，樣本區間為 ５％ —９５％ 。通過對 樣本數據做單門檻、雙門檻以及三門檻模型，發現樣 本數據通過雙門檻模型顯著性檢驗，但不通過三門 檻模型顯著性檢驗，即隨著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企 業數字化轉型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存在雙門檻效 應（表 １０、圖 ６）。

　　從雙門檻效應結果（圖 ６）來看，第一個門檻值 為地區生產總值 １３ ５４０． ８３０ １ 億元，第二個門檻值 為地區生產總值 ３５ ４７８． ０８９ ８ 億元。門檻回歸中， 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生態效率的影響系數如表 １１ 所 示。由表 １１ 可知，當地區生產總值小于 １３ ５４０． ８３０ １ 億元時，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 顯著為正，通過 １％ 的置信水平，且系數值較大，說 明在此階段內，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生態效率的提升 作用較大。當地區生產總值介于 １３ ５４０． ８３０ １ 億元 到 ３５ ４７８． ０８９ ８ 億元之間時，企業數字化轉型對生 態效率的影響反而是負向的，說明在此階段內，企業 數字化轉型無法提升當地生態效率水平，企業數字 化轉型在生態環境方面產生的負面效應要高于正面 效應。當地區生產總值大于 ３５ ４７８． ０８９ ８ 億元時， 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為正。總體 來看，當地區經濟水平較低時，企業數字化轉型會對 生態效率產生較大影響，但當地區經濟水平有了一 定發展之后，企業數字化轉型更注重對于經濟效益 的追求，對生態環境反而造成了一定破壞，而當經濟 發展到一定階段，此時的企業數字化轉型側重點有 所轉移，更傾向于可持續發展，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有 了一定的重視。

　　５　 結論及建議

　　５． １　 結論

　　在數字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時代，企業數字化 轉型已成為當下主要趨勢。企業數字化轉型既可以 提高企業經營績效，也可以提高企業環境績效，符合 綠色發展的理念。生態效率是衡量資源、環境和經 濟協調發展的一個指標。通過影響機制分析，企業 數字化轉型對生態效率具有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 企業數字化轉型可以幫助解決經濟與環境之間的不 協調問題，促進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從空間分 布上來看，地區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生態效率均存在 一定的空間集聚特征，其中企業數字化轉型呈現出 從東南沿海逐步向西北內陸輻射的趨勢。通過基準 回歸及其穩健性檢驗發現，地區企業數字化轉型與 生態效率之間的關系顯著為正，在時間和地區雙固 定效應下，影響系數為 ０． ４００ ７，即企業數字化轉型 對區域生態效率具有促進作用。從空間計量模型結 果來看，空間自回歸、空間誤差及空間杜賓三個模型 中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區域生態效率的一般效應系數 分別為 ０． ３７６ ４、０． ３７６ １、０． ８０１ ２，空間杜賓模型中 對應的空間效應系數為 １５１． ４９６ ７，且通過 ５％ 水平 下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區域生態 效率具有正向的溢出效應，即本地區企業數字化轉 型會帶動周邊區域生態效率的提升。在以地區生產 總值為門檻變量的門檻效應結果中，地區企業數字 化轉型對生態效率具有雙門檻效應，門檻值分別為 １３ ５４０． ８３０ １和 ３５ ４７８． ０８９ ８。門檻回歸系數分別 為 １０． ６７５ ７、－ １． ５３７ ５ 和 ０． ８０６ ４，即企業數字化轉 型對生態效率的影響整體上以正向促進作用為主。 綜上可知，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的提升可以提高區 域生態效率水平。

　　５． ２　 建議

　　為加快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實現高質量發展，基 于以上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要加快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企業數字 化轉型可以減少企業的經營成本，有效提高企業的 經營收益，還可以推動企業綠色發展。綠色發展是 當今時代的主題之一，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是對時 代呼聲的響應，同時也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體現， 有利于企業打造出科技創新型、環境友好型的社會 形象。企業要加大科技創新投入，加快自身的數字 化建設，建立健全符合時代發展需求的企業經營管 理體系，為自身謀發展的同時也為社會可持續發展 作出貢獻。

　　其次，要加強企業間合作以及政企合作。企業 數字化轉型可以加強企業間的信息共享與技術交 流。在當今市場競爭激烈的形勢下，企業想要謀求 更好的發展，就必ិ要有合作意識。企業合作聯盟 可以更大程度地激發出企業的內在價值，更好地發 揮企業獨有的優勢。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企業合 作可以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減少更多的生產污染 排放，營造更好的社會環境，達到“一加一大于二” 的合作共贏局面。此外，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離不開 政府的支持。在環境保護上，政府是主要引導者，政 府與企業間的合作，可以增加企業的社會支持力度， 使企業獲得更多的資金來源，從而加快企業的數字 化轉型，為企業綠色發展提供幫助。企業的數字化 轉型效益最終也會反饋于社會，從而推動社會經濟 與環境的協調發展。

　　再次，要加快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目前，中國企 業數字化轉型水平地區差異仍較大，發展不平衡不 充分問題依舊有待解決。要加快地區產業結構的調 整，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減少資源 浪費，促進中西部地區經濟高效發展。同時要加快 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升級，對重工業產業集聚地 區加大科技力量投入，盡可能減少重污染排放企業 造成的環境問題，從而提高地區人民生活質量。

　　最后，要保證經濟持續高質量發展。經濟高質 量發展就是要維持資源、環境與經濟三者之間的協 調性，這種平衡不是一時的要求，而是長久的目標。

　　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是 為了社會的長久發展而作出的考量。生態環境是人 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條 件，只有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系，人類社會才能做到 可持續發展。為此，需要政府、社會、企業、個人各方 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