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數字時代;計算治理;治理范式

作者：李子浩;李天云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

　　摘要：計算治理是數字時代興起的一種嶄新的治理范式。計算治理思維生成、工具開發、議 題匯聚、時空擴展是計算治理范式的基本樣態。計算治理具有促進治理方式智能化、治理對象清 晰化、問題防治源頭化、權力監督透明化、治理過程民主化、治理體系韌性化的鮮明優勢，但也可 能滋生隱私泄露、數字鴻溝、算法歧視、信息繭房、決策專斷、技術失靈等風險隱患，因而內在地要 求辨證施治的引導策略。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作為計算治理理念，在黨政部門統籌下健 全完善計算治理的風險防治體系，提升社會公眾技術素養與民主治理能力，以“法德合治”培育發 展良性向善的人機共治生態，構成計算治理向善規制邏輯。在中國治理現代化關鍵時期，應持續 推動計算治理理論探索與實踐創新的深度融合，發揮黨的領導統籌優勢，實現技術創新與治理實 踐之間的最優平衡，以智慧且安全的計算治理構建治理領域的嶄新標桿。

　　一、數字時代計算治理的興起

　　人類社會的計算范式由個人計算向移動計 算、云計算、邊緣計算演變[1] ，基于泛在數據、大模 型算法和大算力的生成式計算范式在數字時代也 處于不斷革新之中。[ “2] ‘計算’已經成為重要的社 會事實，并成為人類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方式。”[3] 隨 著云計算、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飛躍發展，“人 們面臨的不確定性現象和事務日益增加，我們必 須學會以計算的思維去理解和把握日常社會生活 中的不確定性，學會在不確定性中適應復雜多變 的現實”，[4] 以不斷提升的計算能力和數據處理手 段推動構建以計算治理為中心的新型治理范式。

　　解決信息不對稱是計算能力不斷提升的深層 動因。在人類社會文明演進中，“信息不對稱的事 實塑造了信息短缺的焦慮、搜索信息的沖動、完備 信息的想象以及信息保密的本能等扭曲效應，構成 了國家信息化活動的基本底色”[5] 。信息不對稱根 源于個人與集體在信息的獲取、傳遞及解析能力上 的不一致性，其不僅存在于政府與民眾的交流屏障 中，還蔓生于政府架構的縱橫交錯的運作體系，成為誘發決策偏差、資源錯配乃至社會沖突的一個重 要因素。在原始社會階段，人們通過簡單的結繩記 事方法來記錄事件或數量，信息概念初步形成。進 入農耕社會，借助于文字的創造及書寫的進步，管 理者采用文件記載與數值統計手段來跟蹤人口動 態、土地持有及稅收征收等統治所需的核心信息， 信息載體與計算方式取得重要進展。但在前現代 社會，平民百姓可觸及的信息范疇狹窄，大多數社 會信息主要為少數精英群體所操縱，統治階層以 “數目字管理”等方式來提升計算能力，治理實踐中 權力失衡與社會結構金字塔化成為低計算能力背 景下的一種總體趨勢。邁入現代工業社會，統計學 科的興起及“政治算術”工具的運用，使政府能夠采 取更為科學豐富的手段來進行信息處理，計算能力 的提升極大促進了資源調配與社會治理效率。而 地圖繪制技術普遍應用，加速現代國家疆域界定進 程，計算的精細化增強了社會治理的清晰度與清晰 性。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歷經信息記錄與處理 技術的持續革新，應對復雜性社會事務的計算能力 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特別是步入數字文明時代， 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信息流 通沖破了傳統信息封鎖，特別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超強計算生成能力，使更多社會主體能夠接觸到前 所未有的大量信息，但信息爆炸和數據過載也會引 發信息不對稱性的新形式，對計算能力提出新 要求。

　　隨著計算范式革新發展，信息形態從具體到 抽象、從離散到連續，人類社會逐漸呈現出量綱化 發展趨勢。“人類社會量綱化發展是從不可計量到 可計量、從模糊到精確、從不可知到可知、從不可 控到可控的過程。”[6] 量綱化趨勢體現出人的計算 能力即信息記錄與處理技術的進步，也反映了社 會治理需求新變化。進入數字文明時代，數字化 浪潮推波助瀾，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興 技術的發展使得巨量信息能以數字格式被高效捕 獲、保存及剖析，諸多復雜的社會表象與行為模式 遂被轉為可計量的參數與數據節點。計算范式的 革新，不僅強化了國家對社會態勢的即時監控力， 也為政策制定和執行優化提供了更為精確化、科 學化的技術支撐，政府治理實踐從依賴經驗的管 理模式過渡到數據循證的科學治理新階段，技術 的系統性賦能逐漸成為新時代的主導治理哲學。 隨著計算技術的廣泛應用，國家治理需在推進信 息量綱化過程中，妥善平衡技術效率與社會公正 的關系。利用數據驅動治理，必須重視信息背后 的社會復雜性和多樣性，規避單純技術依賴導致 的局限，確保計算范式發展革新的正面效應真正 惠及全社會。

　　新一輪科技革命推動計算范式加速發展，全 球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數字智能技術革新熱 潮，“通過大數據分析和社會計算，可以發現公共 管理的新問題，精確刻畫復雜公共問題，有效降低 公共管理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充分認識復雜公 共問題的本質和規律，提高公共管理的預測與決 策能力，優化公共服務水平，實現公共管理的科學 化、智慧化和精準化”。[7] 數智化進程驅動計算模 式勃興發展和廣泛普及，計算已悄然從輔助性地 位躍升為治理實踐的中樞工具，依托新興數字技 術的運用，信息的生成、流通與應用生態不斷改 進，既有的治理框架及治理模式將從根本上重塑， 政府治理及決策過程的科學化水平、效率與透明 度顯著提升，“政府工作邏輯呈現出從科層垂直到 神經網絡、從官僚體制到算法體制的變遷”。[8] 當 前，人們愈發注重探求以計算機語言描述算法程 序的可行性路徑，“嘗試通過一套包含算數運算、 邏輯運算、關系運算的計算過程高效、理性、客觀 地解決現實問題”，[9] 運用計算系統與數據分析算 法來優化治理流程，促使治理體系向更高層次的 智能化、數據導向及自動化邁進。與傳統治理模 式相比較，計算治理更加強調數據作為決策依據 的中心地位，并借助科技工具強化政策執行力度 與監控效能。為回應信息爆炸式增長對計算能力 提出新的挑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打破人工智 能技術發展瓶頸，計算系統被賦予自我學習與決 策的能力，國家因而得以通過復雜的算法解析社 會現象中的規律與趨勢，把數據喂料和算法迭代 整合進全局治理策略，制定出更加精細化的政策 措施。此外，物聯網技術的廣泛部署促進萬物互 聯互通，為計算模型豐富數據來源，確保社會各個 領域的信息能夠得到實時的捕獲與處理，進一步提升治理效率與精準度。

　　計算社會科學的興盛標志著一種新興治理哲 學的生成，[10] 強調運用數據與技術資源來增強社 會治理效能，愈發深刻地影響著治理的本質、結構 和過程。智能導向的計算范式在增進國家治理的 效率及精確性的同時，也不斷重塑治理的內在邏 輯。[11] 相比以往依靠經驗和常規方法進行治理的 做法，計算范式依據數據和算法的支撐，實現全域 數據感知，提升跨域知識萃取效率，提升適應多情 景的策略創生能力，促進治理活動向科學化與智 慧化方向演進。通過深度挖掘與分析海量數據， 計算驅動的治理模式能夠更精確地預見社會問題 的趨勢，事先防范風險，并依據實時信息反饋靈活 調適政策，從而使整個治理流程展現出更強的動 態適應性和靈活性。計算治理是一種具有數據驅 動特征和動態適應性的決策制定和執行過程，已 然成為數字文明時代的一種嶄新治理范式。

　　二、計算治理范式的樣態可能

　　計算治理是數字時代治理范式變革，其不僅 是治理工具的迭代和更新，而且更為深刻地革新 著治理的邏輯框架與體系構造。

　　（一）計算治理思維生成

　　計算一般運用于社會行動中對資源、成本、收 益等因素的系統性衡量和邏輯分析。韋伯將理性 化視為現代社會的核心過程，認為現代化的過程 本質上是一個理性化的過程，特別強調了西方社 會中理性化的計算方式如何逐步取代了基于傳統 價值觀和倫理道德的社會行動模式。[12] 治理思維 的計算轉向并非摒棄人本主義思想，而是在繼承 其精髓的同時，融入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當代信息 技術優勢，旨在深化與精確化治理思維的科學內 涵與實證基礎。[13]

　　在決策思維方面，傳統的治理模式通常較為 依賴決策者的個人經驗和直覺判斷，盡管也會參 考相關數據，但這些數據在整體決策流程中的影 響力較為有限。相較而言，在計算治理范式下，決 策思維正朝向數據驅動和量化循證的方向邁進， 日趨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和精準度。隨著大數據技 術蓬勃發展，巨量信息的高效搜集、處理與剖析成 為可能，治理知識的生成式涌現賦予決策者以更 短的時間窗口捕獲更寬泛且精確的數據支撐。[14] 計算決策思維為增強治理實踐的科學性與決策精 準水平扎牢了思想基礎。

　　在預測性思維方面，計算技術的介入使得管 理者能基于過往數據展開深度剖析，并且借力于 算法模型進行前瞻性預估，增強治理的預見性和 適應性。隨著預見性思維在管理實踐領域的影響 力日益增強，尤其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經濟背景， 政府部門能夠依據趨勢的解析預先規劃出相應策 略，以對復雜多變的社會問題作出前瞻性應對，從 而有力地縮減了由不確定性引發的風險敞口，解 決傳統治理模式難以克服的短期效應與長期視野 的失衡性矛盾。計算式預測性思維基于深度挖 掘、模式識別和預測未來趨勢的能力助力管理者 在繁復多變的環境中把握主動權，同時實現了治 理效率的顯著增進。

　　在系統性思維方面，計算轉向不僅僅局限于 解決特定的治理問題，它實質上推動了系統性、通 用性思維模式的培育與深化。通過運用算法模型 及數據分析手段，決策者得以更透徹地洞察各個 社會系統間的交互作用，及其對宏觀治理體系可 能產生的連鎖反應。計算驅動的系統性思維推動 專業化的技術治理走向通用性的公共事務治理， 經驗治理轉向數據驅動治理，單向管理轉向互動 協同治理，為達成治理綜合性與協同性提供強力 支持，不僅有效避免政策單向輸出局限，還可以預 先防范可能出現的不利后果。

　　（二）計算治理工具開發

　　計算治理中的“治理”概念源自政治學和管理 學領域，通常指的是國家、市場和社會等多元主體 共同參與公共事務治理的過程。相較于傳統的 “統治”模式，治理理論更側重于權力分布的廣泛 性、網絡構建的緊密性及合作機制的有效性。傳 統治理模式存在對人力資源的過度依賴，政策從 制定至執行的鏈條不僅耗時冗長，且易于受到人 為因素的干擾。計算轉向的精髓則在于運用自動 化與智能化工具、采納數據導向的決策實施方案， 以及促進多主體間的協同合作，以此增強治理的 效能、精確度及全面性包容性。

　　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形塑了一個“計算、網絡、數據和軟件無處不在的新環境”，[15] 計算治 理工具開發的作用在治理實踐中愈發重要。在計 算治理范式中，機器學習等算法的模式識別和預 測可以實現復雜系統的模擬和優化，輔助決策和 政策執行，特別是大規模部署的自動化管理系統 與智能監控及分析工具，可以有效促進政策執行 效率與精確度的優化提升。例如，借助實時數據 監測與分析科技的智能交通管理系統，能夠動態 地調整交通信號設置，極大優化交通流量并緩解 擁堵問題。融合自動化與智能化的治理模式，不 僅削減對人力的依賴，也極大地提升了政策實施 的時效性與質量。運用大數據分析技術，政府能 夠精準定位問題根源、預判未來走向，并依此構建 出更具備針對性與實效性的政策措施。這種依賴 數據的決策方式能大幅度降低決策環節中的不確 定性及主觀偏誤，促使政策實施更加科學合理。 另外，數據的開放透明特性增強了治理流程的可 追蹤性，使得民眾得以通過查看公布的資料來洞 悉政策出臺的理據及其成效，進而加深了公眾對 于政府的信任與擁護。

　　計算治理工具的運用推動社會關系重構。不 同于以往以政府為核心的傳統治理結構，計算治 理著重于形成政府、企業界、社會團體及公眾之間 的協作共生格局，增強社會參與治理的能力，實現 政府賦能與社會賦權的良性互動。在計算治理范 式中，信息技術和各類平臺成為促進信息流通與 行動協同的有效工具，助力各參與方共同應對治 理領域的復雜難題。以公共安全管控為例，政府 與企業的攜手合作，借力于企業的技術專長與資 源儲備，能有效提升公共安全監控效能與緊急應 對速度，彰顯協同治理路徑在構建一個運作更流 暢、更具包容性的治理體系方面的價值。

　　（三）計算治理議題匯聚

　　數字智能技術發展與社會結構的變遷驅動治 理議題深刻演化。治理議題的計算轉向不僅是技 術內在進步的映射，也是社會需求動態調整的體 現。[16] 在計算治理范式日益興起的背景下，治理 領域的核心議題已匯聚于三個層面：新興技術的 規范管理、數據資源的治理框架構建以及數字空 間場域的治理策略與實踐。 計算治理的正向功能與負面效應的一同顯 現。在人工智能、區塊鏈及物聯網等前沿科技飛 速推進的背景下，新興數字技術的實踐應用不僅 優化改進了既有治理的技術手段，同時也觸發了 關于數據隱私、倫理界限、技術公正性及社會效應 等諸多討論。為了維系技術創新步伐與社會穩定 的和諧共生，政府層面致力于構建相適應的政策 體系，旨在確保新興技術在推動社會進步的進程 中，不對公眾的基本權益及社會秩序構成潛在的 負面干擾。面對人工智能技術蓬勃發展，我國發 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強調發展“負責 任的人工智能”，并陸續出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等政策文件，努力實現技術創 新、技術運用與安全監管的平衡優化。

　　數據治理界限構成數字政府領域的核心議 題。作為計算治理的根基，數據的安全性、個人隱 私的保護及公正利用成為了亟待解決的關鍵議 題。政府部門積累的海量數據資源，其內容廣泛 涉及公民個人信息與多樣化的公共事務及服務記 錄。當前，我國在數據治理方面仍面臨著使用權 責不明晰、開放共享范圍界定模糊等問題。為應 對這些挑戰，政府應采取立法與技術并行的策略， 強化數據管控機制，旨在消除政策執行、實際應用 及所有權歸屬上的障礙，確保數據利用活動既能 符合安全標準，又不失合規性。

　　社會數字化轉型從根本上重塑經濟模式與社 會治理架構。數字化轉型過程促進了諸如電子商 務、共享經濟等傳統行業的技術革新，進而對勞動 力市場構成及就業模式產生影響。然而，伴隨而 來的還有數字鴻溝現象的加劇，尤其是在城鄉和 地區差異上形成三道數字鴻溝。促進包容性增 長，縮小此類差距成為政府與社會亟待解決的問 題。另外，數字智能技術的普及正變革公眾參與 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方式，增強信息流通的效率，但 也引發了有關信息可信度與網絡空間安全的新難 題。因此，營造一個既能鼓勵創新又確保社會公 正與安全的數字化生態環境，已成為當代社會治 理議題的重中之重。

　　（四）計算治理時空擴展

　　在時空向度，計算治理推動治理邊界的擴展與重塑，以“繪圖—滲透—洞察”的機制將知識與 權力、國家與社會、當下與未來鏈接起來，構建出 一套跨越時空的治理術，塑造出更富動態性與適 應性的治理場域。

　　治理時間的實時性和預見性顯著增強。大數 據與實時分析技術等新興技術的融入，促使治理 模式沖破了以往的時間局限，實現了過程監管與 決策響應的實時性。譬如，智慧城市建設中的技 術系統利用不間斷的數據流，對城市交通流量、能 源消耗狀況等進行即刻調控，不僅促成了治理效 能的躍升，也強化了對突發情況的應對機制。此 外，計算技術在治理領域的應用增強了預判性，通 過對海量數據的剖析與趨勢預估，政府能夠前瞻 性地部署策略，以規避潛在風險。時間維度上的 治理轉型，賦予公共事務治理更多的主動性與高 效性。

　　數實融合的治理空間數字時代是治理場域的 鮮明特征。數實融合的治理空間超越了實體邊界 的局限，將虛擬空間納入治理的關鍵范疇。政府 利用互聯網及多種數字化媒介，得以更深遠地觸 達民眾，搜集并吸納其意見與需求。譬如，通過構 建在線公共服務體系，民眾能夠不受時間與地點 的傳統約束，隨時享用政府服務。治理場域的開 拓深化與治理邊界的持續延展，有效促進了政府 服務效能與覆蓋面的提升，增強了治理普及度與 公正性，減少了治理的真空盲區。

　　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境治理是計算治理時空擴 展的新趨勢。各國政府在制定政策與實施管理 時，必須兼顧國內利益與國際協作，反映出全球視 野的重要性。諸如氣候變化、網絡空間安全等跨 國界挑戰，無一不凸顯出全球合作的必要性與緊 迫性。一系列計算技術在治理領域的應用催生了 計算治理，為促進全球治理跨地域合作提供強有 力的工具支持和新的治理模式選擇。計算治理依 托于人機協同、跨界融合、數據的開放共創與共享 協同分析機制，可以有效增強各國協同行動的能 力，攜手面對全球性問題，共謀最優化解決方案。

　　三、計算治理的優勢與風險隱患

　　作為一種新興的治理范式，計算治理的現實 展開呈現出可善可惡的雙重特性。計算治理的實 踐優勢與風險隱患內在地要求辨證施治的引導策 略，以確保計算治理的為惡規制與向善引導。

　　（一）計算治理的結果分異

　　作為一種數據密集型科學，計算治理借助先 進技術提高了數據收集和分析的廣度、深度以及 規模，[17] 特別是以大型語言模型為標志的新一代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極大增強了治理效能與決 策的科學基礎。[18] 計算治理通過采納數據導向的 決策路徑，使政府能夠更敏捷且精確地應對社會 議題與民眾訴求，促進了公共服務向個性定制與 精準投放的轉型。與此同時，計算治理的開放特 性和包容機制為多方面主體搭建了共治的平臺， 增加了治理流程的透明度及民間的參政力度，為 構筑一個更為開放、合作的社會治理體系奠定了 基礎。

　　盡管計算治理帶來諸多積極變化，但其實施 過程中也帶來一些負面效應。計算治理中的負面 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對個人數據隱私的侵犯、算法 可能導致的不公平對待以及因權力過度集中而引 發的治理失衡。當數據管理和技術實踐欠缺透明 性和規范性時，計算治理有被某些群體用作操控 社會秩序工具的風險，此情況可能挫傷公眾的信 任感與主動參與意識。受制于“技術決定論”的偏 頗式的工具理性思維，過度偏重技術手段而忽視 人性關懷及道德準則的融入，或將導致決策過程 機械化且忽視個體情感與文化多元性的需求，進 一步加劇決策的單一化與僵硬化。因此，在推行 計算治理策略的同時，務必保障社會公正與個人 權益的完整，防止技術淪為不當壓制的工具。計 算治理的演進，既承載著推動社會前進的潛力，也 面臨著一系列倫理與權力議題的挑戰，其實際成 效將極大程度上依賴于我們如何巧妙駕馭這一復 雜技術的應用實踐。

　　計算治理的發展是一個日益規范和完善的過 程。于實踐中不斷嘗試并歸納經驗，達成技術、社 會、倫理、效率及開放與安全之間的平衡，才能切 實以計算治理賦能和推進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的 現代化。依賴技術的創新動能與社會各界的攜手 合作，最大化計算治理在實踐中的積極影響，同時 削弱其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將為構筑一個更趨公正、透明且高效的治理體系奠定堅實基礎。

　　（二）計算治理的優勢呈現

　　計算治理可以充分利用前沿技術對傳統治理 模式實施深層次的革新與升級。計算治理的范式 變革不止于技術層面的突破，其核心意義更多地體 現為治理理念與策略導向的根本性轉變。借助計 算治理，政府部門能夠以更高效、更精準且更透明 的手段應對復雜的社會挑戰，提升治理效能。

　　第一，革新施治手段：治理方式智能化。計算 治理借助以自然語言處理、計算機視覺等為代表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促成治理方式的智能化 飛躍。治理方式的智能化不僅體現在對海量數據 集的高效處理與深入分析上，還表現在其自主發 現社會問題的演變模式及未來趨勢的能力，為政 策制定和決策執行提供更為精細的信息支撐體 系。與過往依賴經驗與有限數據的傳統治理模式 相異，智能化治理機制能夠匯總多源異構信息，打 破政府縱向集權與橫向部門的信息的不對稱和孤 島效應困境，打破傳統治理模式的靜態性和僵化 性桎梏，開展全面的預測分析工作。舉例來說，在 公共衛生場景下，人工智能的介入能夠前瞻性地 預判疾病暴發的可能性，為決策層提前布局防控 策略提供了可能。另外，在城市運維管理中，智能 交通系統的應用依據實時流量數據優化信號燈調 控，有效緩解了城市交通堵塞現象，同步減輕了環 境污染問題。計算治理依托技術創新推動了治理 模式由被動應對向主動預見的戰略轉型，打破傳 統治理模式的靜態性路徑依賴。

　　第二，降解規模焦慮：治理對象清晰化。傳統 治理存在明顯的學科隔離與知識孤島，治理視野 狹窄、對象把握模糊的弊端日益積累，容易陷入治 理失靈甚至治理真空的困局。在面對大規模社會 治理的挑戰時，傳統治理手段常難以應對治理對 象的多樣性和管理上的非精確性問題。計算治理 通過運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將復雜的治理實體拆 解為細微且明確的模塊，實現了治理結構的透明 化與精細化，“逐步實現了從粗線條清晰到細密度 清晰、從局部清晰到整體清晰、從靜態清晰到動態 清晰、從低度清晰到高度清晰的持續升維，”[19] 將 各種治理要素盡收眼底。社會事實的清晰化過程 涉及對海量社會數據的深度細分及可視化展示， 使得決策者能夠基于治理畫像更為透徹地掌握不 同群體的獨特需求與面臨的困境。以信息為中心 的國家計算過程推動治理模式的精細化轉型，緩 解治理規模壓力下的差異性焦慮、離散型焦慮、監 控性焦慮、服務型焦慮，[20] 提升政策措施的實施效 能，顯著降低資源的誤投與浪費，為政府高效實現 治理愿景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例如，在環境監 控與治理中，計算治理能利用傳感器網絡與大規 模數據解析技術，持續監控空氣品質、水質污染等 關鍵參數，并自主產出具有針對性的治理策略，迅 速應對環境挑戰。又如，政府機構借助大數據分 析可精確鎖定貧困家庭，依據這些精準信息規劃 出具有針對性的社會救助和救濟策略。

　　第三，鞏固社會秩序：問題防治源頭化。計算 治理展現的另一顯著實踐價值在于其源頭防控的 能力。計算治理通過運用多樣化的符號或代碼來 標識社會事實，對社會運行數據的持續監控與深 入分析，動態展現人、財、物、事與數據之間的映射 關系，依據治理任務需要，堅持以問題為導向選擇 和整合不同的參數和指標，解析治理要素與社會 事實之間的復雜關系，改進測量和運算社會事實 的能力，在問題初露端倪時即識別并觸發預警，進 而實現在問題早期階段的預防與管控。基于清晰 刻畫和擺布社會事實的前瞻性干預策略有效降低 社會矛盾爆發概率，對維系社會穩定及秩序起到 積極作用。舉例而言，政府部門可借助對社交媒 體趨勢、新聞報道及公眾情緒波動的監控，預先識 別那些可能觸發社會不滿的要素，并采取預設措 施以阻斷問題的惡化路徑。通過構建源頭治理的 預防預見性治理系統，計算治理使政府能更為主 動地駕馭社會風險領域，轉化以往被動應對危機 的模式，實現從被動的粗糙擺平到主動的精致治 理升級進階。

　　第四，規范公權行使：權力監督透明化。在用 制度打造權力鐵籠的基礎上，計算治理將權力鎖 進數據鐵籠，在增強權力監督及透明度維度上，計 算治理通過數據鐵籠壓縮和規范自由裁量權，克 服行政權力在“人治”中的泛化和任意化，成為促 使行政權力走向法治化的催化劑，以“人在干，云在算，天在看”[21] 推進治理理念和方法的深刻變 革。通過構建在線監督系統與信息公開機制，計 算治理極大地促進了政府權力運行的透明化，確 保公共權力在更加規范及透明的環境中運行，做 到權為民所用。相比之下，傳統的公共權力行使 模式常常因透明度缺失而易于引發權力濫用與腐 敗問題。而計算治理則借助開放的數字化平臺， 利用高級算法優化權力行使方式，縮減非必要的 介入及損耗，使民眾能夠更加高效地接入政府決 策進程與執行細節，打破決策“黑箱”和權力運作 封閉困境，提升治理的效能與成果。例如，融入區 塊鏈技術，可實現對公共財政支出的端到端追溯， 保證每一項資金流動完全透明。此類機制不僅鞏 固了政府的信譽基礎，也深化了公民參與公共事 務的意識與監督效能。

　　第五，促進多元參與：治理過程民主化。治理 的成功需要民主價值作為支撐，以民主理念嵌入 和推進治理內涵、目標、主體、程序、機制、價值等 的民主化，實現民主與治理互相吸納、有機融合是 當代民主治理的必然趨勢。借助網絡平臺與社交 媒體等手段，計算治理打破公眾參與治理活動的 壁壘，強化人民當家作主功能，實現治理智慧的持 續吸納與匯聚統合，為治理生態的民主化發展鋪 設了道路。開放且具包容性的計算治理架構有利 于搜集多元見解及對策，匯集人民群眾的治理智 慧與力量，增強治理的全面性和智慧性。與過去 公眾參與因時空限制而在傳統治理模式中受限的 情形不同，計算治理經由數字化平臺打破多元治 理主體參與時空、參與規模、參與渠道的限制和阻 礙，提升嵌入治理的真實性、參與范圍的覆蓋性和 參與過程的持續性。舉例來說，透過“網絡留言 板”與數字政務服務系統，民眾能夠無時無刻不受 地域約束地介入政府政策擬定及公共事務的治理 過程，民主地表達治理建議并對決策提出建設性 意見，驅動公共事務治理的民主化。

　　第六，提升敏捷程度：治理體系韌性化。治理 韌性是治理體系在尺度限定下動態調適而與變動 情境適配的有效性體現。面對社會環境的日趨復 雜與突發事件的頻發，計算治理為公共事務治理 的信息化實踐進行清晰畫像和精細掃描，實現治 理流程的精密調控，推動治理體制機制向具備更 高韌性和快捷響應方向發展。相比之下，傳統的 治理模式在直面緊急情況時，常顯現出被動應對、 反應遲緩及信息傳遞滯后的問題。而計算治理通 過實施數據實時解析與智能化決策系統敏捷響 應，即時調整政策導向，優化資源調度配置效率， 將利益相關者聯結和組合為治理共同體，在技術 與組織、制度的互構中彰顯出更強的靈活性與環 境適應性。以自然災害治理場景為例，計算治理 能夠依托于實時的災情監測系統，靈活變動救援 策略，實現救援物資與人力的最優配置，緩解災害 恐慌及救災壓力，從而有效減輕災害帶來的負面 效應。計算治理的運用和擴散強化政府對抗不確 定性和復雜情境的能力，不僅增強了治理的效率， 也保證了政策措施的時效性與精確執行，不斷提 升社會治理體系的韌性與應變水平。

　　（三）計算治理的風險隱患

　　計算治理展開過程中亦伴隨著若干潛在風險 與挑戰。這些風險與挑戰可能侵蝕治理的合法性 根基，對社會公正及公民權益造成長遠且深刻的 不良影響。鑒于計算治理的持續演進，對其風險 隱患給予充分重視已成為當務之急。

　　第一，隱私泄露：數據安全缺乏可靠保障。計 算治理依托于海量數據的匯集與剖析，涵蓋眾多 個人信息。由于規制措施的滯后性，被數字化所 中介的一切要素逐漸模糊私域與公域的界限，數 字智能技術的廣泛滲透及其無微不至記錄，使私 域邊界不斷坍縮，人們面臨“數字裸奔”的危險，一 切行為活動如同被置于“超級全景監獄”之中，宰 制與依賴成為常態。數據的安全性往往得不到足 夠的保障，導致隱私泄露事件時有發生。數據泄 露不僅會暴露隱私，還可能招致更深層次的后果， 諸如身份信息被盜及經濟利益受損。尤其在監管 乏力與防護體系缺失的情境下，敏感資料遭誤用 的風險急劇上升。以社交媒體平臺為例，用戶數 據在未經正當授權的情況下被頻繁利用，淪為政 治動員或市場推廣的媒介。這種行徑無疑侵犯了 用戶的隱私權益，并有可能操控公眾輿論，干擾正 常的民主運行機制。上述數據泄露案例凸顯了計 算治理在維護數據安全層面的不足之處，強調我們在受益于科技便捷之時，亟須鞏固數據安全保 障的籬笆。

　　第二，數字鴻溝：社會平等面臨失衡困境。“數 字鴻溝是指由于生理、貧困、地理、生活方式等差 異導致數字技術接入和使用上的鴻溝及其引致的 知識上的鴻溝，接入溝是第一道數字鴻溝，使用溝 是第二道數字鴻溝，知識溝則是第三道數字鴻 溝。”[22] 計算治理的普及揭示了城鄉之間、地域之 間與群體之間的不平等狀態，不僅反映在技術獲 取能力的差異上，也體現在享用公共服務機會的 懸殊之中。計算治理技術應用的不均衡發展加劇 了數字鴻溝的現狀，導致信息富足群體與匱乏群 體間的裂痕進一步拉大。具體而言，因基礎設施 建設滯后，農村及經濟欠發達區域的居民難以獲 得等同于城市區域的數字化公共服務體驗。同 時，老年群體、低收入階層及教育背景較弱的個 體，常因缺失必需的數字技能而無法受益于計算 治理的積極影響。社會公平性的傾斜不僅可能催 化社會分裂，還可能觸發不滿情緒的蔓延及社會 信任度的下降。因此，在推動計算治理的進程中， 縮減數字鴻溝、保障各社會群體的平等參與成為 亟待解決的核心議題。

　　第三，算法歧視：算法異化破壞治理生態。算 法是進行計算、解決問題、作出決定的一套有條理 的步驟，分為人為設計的算法和機器學習的算法， 而兩種算法之中都有意無意、或多或少地摻雜著 偏見和歧視。計算治理廣泛應用正在并可能持續 滋生算法歧視現象，算法歧視問題根源于訓練數 據中的既往偏見因素，或是算法開發者在設計過 程中的主觀偏頗。舉例來說，某招聘系統的算法 可能受歷史招聘模式的影響，對女性應聘者形成 性別偏見，更傾向于推送男性應聘者；在信貸審批 場景下，算法可能由于歷史數據中蘊含的種族偏 見，而對特定族群的貸款請求給予不利評判。算 法歧視不僅侵蝕了社會公正的基石，還可能進一 步擴大社會不平等的鴻溝。算法運行的“黑箱”特 性及其難以解釋的本質，使得算法歧視問題變得 復雜且難以察覺，因此，在算法的設計與部署階 段，必須審慎審視并防范潛在的偏見與歧視風險。

　　第四，信息繭房：過濾氣泡加劇認知受縛。在 計算治理中，信息推薦系統的運作機理建基于用戶 過往的行為模式及偏好信息之上，此雖有利于增強 用戶體驗的個性化，但亦不免促成信息繭房現象的 形成。所謂信息繭房，描述的是個體接收到的信息 類型局限于與其既定觀念相符的范疇內，逐漸構筑 起一個排外的認知邊界，壓制了信息的豐富多樣 性。信息繭房現象在社交媒介平臺表現得非常顯 著，在一些社交媒體運用過程中用戶往往被推送與 自身立場相契合的內容，這可能在無形中加劇社會 群體間的斷裂與極端化傾向。舉例來說，持有相異 政治見解的群體，因各自困于信息繭房之中，愈發 難以達成相互理解和溝通，甚或引發對立情緒。信 息繭房的過濾氣泡效應不單限制了個體的認知廣 度，還可能威脅到社會共識的基礎，消減社會整體 的聚合力量。因此，開發更加包容及多樣的信息推 薦機制，以破除信息繭房的桎梏，以視域重疊和無 偏推送增進社會共識，成為計算治理領域內一項迫 切且至關重要的任務。

　　第五，決策專斷：技治主義導向盲目自負。計 算治理可能導致技治主義傾向，即在決策過程中 過度依賴技術模型和數據分析，而忽視人的主觀 判斷和社會文化背景。技治主義傾向的本質是一 種盲目的自信，是一種片面的自信心態，其中決策 者或會誤以為技術足以應對所有挑戰，卻忽略了 技術界限之外繁復的社會實況。技治主義本質上 是精英民主的甚至是反民主的，與現代民主治理 多元共治的價值目標背道而馳。舉例來說，在規 劃公共政策時，若過度偏重數據分析，可能導致忽 略民眾的真實需求與情感反應，進而使政策舉措 與民眾的日常生活脫軌，懸浮于生活之上，缺乏可 操作性。技治主義導向下自負武斷的決策模式， 不僅有礙治理成效的提升，還可能觸發公眾的不 滿情緒乃至反抗行動，產生“建議專家不要建議” 的“專家—公眾”對立現象。鑒于此，在計算治理 實踐中，維持技術進步與人文關懷之間的均衡狀 態，防止滑入技術決定論的誤區，成為了實現高效 治理的必要條件。

　　第六，技術失靈：形式主義造成治理懸浮。發 展階段限制和形式主義困擾，計算治理領域存在 技術體系設計與政策實施的缺陷，可能導致技術失靈。治理失靈不僅源自技術固有的限制，還反 映在過度依賴技術形式而非實質成效的治理趨勢 中，致使治理策略與現實問題脫節、技術更新與治 理制度程序脫節，計算治理懸浮脫嵌于治理主體、 生活場域與民眾訴求。例如，在某些推進數字政 務計劃的地區，政府或許會投入大量資源構建復 雜的線上服務系統，旨在增進行政效能與服務品 質。然而，在特定情境下，用戶界面的復雜性及操 作程序的煩瑣，可能成為普通市民有效利用這些平 臺的障礙，導致項目未能切實惠及民眾，反而加大 了他們獲取服務的難度。好看不實的技術平臺和 運用程序既沒有給公眾帶來良好的服務體驗，也沒 有帶來深層次的改革和轉型，反而浪費大量財政資 金，造成治理的低效化，滋生數字形式主義。技術 失效與形式主義技術觀的惡性循環，或將進一步侵 蝕公眾對于計算治理的信任基礎，加劇治理低效狀 態與社會不滿情緒的蔓延，阻礙計算治理的長效可 持續發展。

　　四、計算治理的向善規制邏輯

　　實現計算治理的“向善引導”，規避其“為惡利 用”的風險，是當前亟須解決的關鍵問題。落實以 人民為中心的計算治理理念，在黨政部門統籌下 健全完善計算治理的風險防治體系，提升社會公 眾技術素養與民主治理能力，以“法德合治”培育 發展良性向善的人機共治生態，共同構成計算治 理向上發展的邏輯理路。

　　第一，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作為計算 治理理念。人民既是計算治理模式的設計者、渠 道的開拓者、手段的創新者，亦是計算治理權利的 享受者、過程的實踐者、績效的受益者。計算治理 應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治 理觀，確保科技進步切實增進廣大民眾的根本福 祉。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原則，要求在算法設計 與政策擬定時，深入洞察民眾需求，兼顧個體差異 性，消除技術決策中的偏頗與歧視問題。在公共 服務領域的計算治理實踐框架內，政府機構有責 任構建廣泛的社群咨詢與反饋體系，保障公民在 計算治理的各個階段都能擁有充分的表達平臺與 參與機會。以人民為中心的計算治理理念要求增 強治理流程的包容性和透明性，有效防范因技術 抉擇失當而觸發的社會不滿與沖突。遵循以人為 本的計算治理哲學，技術部署將更緊密貼合民眾 的真實需求，促進技術發展與社會福利的和諧 共生。

　　第二，在黨政部門統籌下健全完善計算治理 的風險防治體系。在計算治理推進過程中，黨政 機關應當積極履行引導與監管的職責，保障技術 運用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及國家戰略導向。 作為治理機制中的重要主體，黨政機關不僅需要 擬定并執行相關政策措施，還需全周期監督計算 治理流程，以防范技術誤用可能對社會造成的負 面效應。可由政府建立專業監管機構，系統性地 評審計算治理實施成效，并對新出現的風險進行 預警與管理。政策起草初期，應當廣開言路，吸納 來自社會各界的反饋，確保計算治理的方針與國 家宏觀發展藍圖緊密銜接。同時，將計算治理的 風險防控體系滲透至技術實施的各個階段，囊括 數據的采集、保存、處理及分析等關鍵環節，對計 算治理每一環節執行詳盡的風險評估及管控措 施。以數據管理為例，應增強數據保護手段，確保 個人資料免遭誤用或外泄；在算法管理層面，保證 算法的透明度及可解釋性至關重要，以便社會各界 與監管單位能實施有效監督。此外，政府應建立計 算治理的緊急應對機制，一旦面臨風險事件，能夠 即刻啟動并采取有效行動，防止事態惡化。黨政部 門領導下的風險防控體系的優化和完善，可以有效 縮減計算治理可能帶來的不良后果，提升治理的總 體效能。

　　第三，持續提升社會公眾技術素養與民主治 理能力。民眾在計算治理領域的知識水平與民主 參與力度，構成了該領域穩健發展的重要基石。 教 育 體 系 應 當 強 化 科 學 、技 術 、工 程 及 數 學 （STEM）教育的普及，旨在提升公眾的計算邏輯思 維與批判性思維技巧，使之能更深層次地領悟計 算治理的技術根基，并敏銳地辨識相關風險。唯 有當民眾掌握了充分的技術知識，方能在計算治 理進程中扮演積極的監督角色。另外，政府需借 助多元化渠道增進公眾的技術教育普及與認知， 提升社會公眾對于計算治理的參與意愿與能力。 具體措施可涵蓋組織公開演講、科普公益活動及線上課程等形式，旨在擴大民眾對計算治理基本 理論與實際應用的認知范疇，并激勵其在重要決 策節點發聲獻策。

　　第四，以“法德合治”培育發展良性向善的人機 共治生態。在計算領域的治理實踐中，法律規范與 道德培育的有機結合，構成了“法治與德治相融合” 的系統化治理策略。“法德合治”強調從立法層面 明晰計算治理的規范架構，并著重提升行業內的 職業道德教育力度，旨在塑造治理主體的責任意 識及自我管理能力。具體而言，對于算法的開發 者與應用者，應重視增強其社會責任認知及倫理 擔當，確保技術的構思與執行過程能充分考量其 潛在的社會效應。通過法制規范與道德引導的雙 重機制，能有效抑制計算治理中技術誤用與倫理 困境的發生，保障技術演進的軌跡固守于法律與 倫理的雙重軌道之內。與此同時，需要明確計算 治理的理想終態旨在構建一個健全且正向的人機 協同治理體系。在人機協同治理體系內，人工智能 與其他技術手段應扮演治理輔助的角色，而決策者 必須持續保有重大決策的掌控權。人機協同模式 強調利用人工智能的輔助潛能，以強化決策者的治 理效能，而非削弱人的判斷力或道德職責。比如， 在復雜的社會治理情境下，人工智能能夠提供數據 解析和策略提議，但拍板定案的權力理應歸屬決策 者。這樣的協同生態系統既能最大化技術的正面 效用，又能保障技術實踐與社會倫理及價值取向相 契合。

　　計算治理的成效不僅源自技術進步的單一維 度，更多依賴于科學性、理性的方法及審慎的態度， 將技術與社會體系有機融合，共同筑建一個彰顯公 正、增強透明度及提升效率的治理架構。采取辨證 施治的策略，旨在讓計算治理成為驅動人類社會福 祉增長的積極力量。

　　五、結語：以計算治理賦能治理現代化

　　隨著全球范圍內數智化趨勢不斷推進，中國正 處在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歷史 階段。計算治理作為一種新穎治理理念，為國家和 社會治理的革新與升級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契機。 順利推進計算治理，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 力現代化進程中，要持續推動理論探索與實踐創新 的深度融合。首先，必須強化計算治理的基礎理論 研究，揭示其內在機理與特性，為實際應用構建堅 實的理論支撐體系。其次，推動技術創新和應用模 式創新在計算治理領域的實施，充分利用數據資 源、優化算法設計、搭建高效平臺，以期實現治理的 智慧升級與精確調控。再次，注重計算治理倫理建 設，平衡技術進步與人文關懷、效率追求與公平正 義、個體自由與社會秩序之間的關系，確保計算治 理路徑的穩健與可持續發展。

　　當代中國治理的黨政結構為計算治理奠定了 穩固的基礎并提供有力的保障。[23] 黨的領導統籌 可以有效指引計算治理的前進道路，保證技術實踐 自始至終與國家治理體系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保持協同。當然，技術發展并不能自發解決社會現 存問題，其正確路徑應當是在法律法規框架下運 作，并融合法律約束與道德自律的雙重要求，確保 技術進步不僅符合法治原則，還體現出高度的倫理 責任感。借助計算治理推動中國治理現代化進程， 核心在于實現技術創新與國家治理之間的最優平 衡，確保治理現代化的成果廣泛惠及全體民眾，實 現深層次的治理轉型，以智慧且安全的計算治理實 踐構建治理領域的嶄新標桿，筑牢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治理基石。